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煤安监人字〔2002〕59号

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煤矿安全监察局：

现将《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请各单位结合实际，做好监察员培训、考核与发证工作。

　

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发证工作，提高煤矿安全监察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根据《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煤矿安全监察员是指直接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的国家公务员。

第三条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员的培训、考核、发证工作。

第四条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应当按照本办法搞好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发证工作。

第二章　培训

第五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资格培训，指新录用的煤矿安全监察员，在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前必须接受的培训，培训时间为120学时。

（二）年度轮训，指不同专业的在岗煤矿安全监察员，每年进行一次专业培训，培训时间为40学时。

（三）特殊培训，指在岗煤矿安全监察员根据需要进行的专门培训，培训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0学时。

第六条 资格培训主要内容：

（一）《刑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矿山安全法》、《煤炭法》等有关法律；

（二）《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

（三）《煤矿安全规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规章制度；

（四）煤矿安全技术、应急救援知识；

（五）重大、特大事故案例。

第七条　年度轮训主要内容：

（一）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和标准；

（二）煤矿安全方面的新技术、新知识；

（三）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经验。

第八条　特殊培训的主要内容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第九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在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前，必须经过资格培训。未经资格培训或者资格培训不合格的，不准上岗。

第十条　培训结束后，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考试，考试分理论和论文两部分。凡考试不合格者，允许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合格的，将重新安排培训。考试、考核成绩记入个人档案，并作为今后任职资格、奖惩的重要依据。

第十一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经费，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差旅费用由所在单位支付。

第十二条　参加培训的煤矿安全监察员，在培训期间其工资、津贴、福利等待遇，原则上不受影响。参加重新培训的煤矿安全监察员，在培训期间除工资外，不再享有津贴、福利等待遇。

第十三条　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的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条件，并经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认可。

第三章　考核发证

第十四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除符合国家公务员和《煤矿安全监察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经过资格培训并考试合格。

第十五条　在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工作的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由其所在煤矿安全监察办事处提出，经所在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初审并同意，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批准。在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的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由其所在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批准。在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工作的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由其所在司（室）提出，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审查批准。

第十六条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部门负责对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的条件进行初审，并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提出书面意见。初审合格的，应当在10日内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不合格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负责审查煤矿安全监察员申请《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的条件，并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20日审查完毕，提出书面意见。审查合格的，应当及时颁发《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不合格的，应当及时书面通知申请单位。

第十七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每三年复审一次。复审由煤矿安全监察员本人或其所在单位在有效期内提出申请，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委托有关单位负责审验。复审内容包括：

（一）健康检查；

（二）违法、违章记录检查；

（三）参加安全培训情况检查；

（四）按国家有关规定年度考核情况检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是煤矿安全监察员进行行政执法的有效证件。煤矿安全监察员必须持证上岗。

第十九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所在单位应当将其《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收回，交发证机关注销：

（一）调离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

（二）已经辞职的；

（三）长期休假或者退休的；

（四）不能履行煤矿安全监察员职责的。

第二十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

（一）被行政拘留的；

（二）受到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行政处分的；

（三）越权执法或者拒绝、拖延履行执法职责，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利用《煤矿安全监察员证》谋取私利、违法乱纪的；

（五）未按照有关规定参加每年轮训的。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的期限由持证人所在单位根据不同情况决定，最短半年，最长二年。在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期间，持证人不得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活动。

第二十一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收缴其《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交发证机关注销：

（一）被开除公职的；

（二）被劳动教养的；

（三）被刑事拘留或判处刑罚的；

（四）被暂扣《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两次以上的。

被注销《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的人员不得再从事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工作。

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应在每年年底将当年暂扣和注销《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的情况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人事培训司备案。

第二十二条《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不得伪造、涂改、转借或转让。

第二十三条　《煤矿安全监察员证》丢失或损坏的，应向发证机关报告，申请补发新证。

第二十四条　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员培训、考核、发证和复审工作的有关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应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煤矿安全监察员证》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统一监制。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是刑事法律体现其自身规律的关键,是折射一国法治状况的镜子,是人权保障和救济的主要据点。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法律保障。[1]各国纷纷禁止具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定程序和权限获取证据,对非法证据的采信做出了规定,而对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取的证据则语焉不详。本文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内容、价值内涵、及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设想解析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

　　
　　一、 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内涵

　　【案例】《叶某运输毒品案》简介:被告人叶某驾驶客车运输毒品,途中搭载梁某。梁上车后发现车后座有疑似毒品的白色粉末状物品,遂骗取叶信任,获知该物确为毒品,于是梁报案。叶很快被公安人员抓获并查获毒品。辩护意见中认为,尽管举报人梁某未办特情耳目手续,但实际充当了特情的角色。但由于梁某签名的笔录有明显的诱人犯罪的表述,与法律相抵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举报线索应在客观合法的情况下进行,不等同于诱骗和陷害。梁某先骗取他人信任,再获取有罪证据,刑诉法规定严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因此,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毫无疑问,梁某的证言属于非法言词证据,不予采信。但是,本案中还有另外一个证据——根据某的证言查获的毒品,是否具有可采性呢?实践中还有这样的情况,公安机关非法搜查获得犯罪嫌疑人记录犯罪的笔记本,了解了犯罪工具的藏匿地点,于是由此线索找到了犯罪工具。根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四条的规定,上述案例中笔记本为非法证据理所当然不予采信。但是,以笔记本为线索获取的犯罪工具是否能采信呢?

　　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纵观这类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性:这类案件中最开始是用非法手段获得了证据,然后又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合法的获取了其他证据。可以看出,这里的其他证据是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由此可以下个定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发现并采集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获取途径是以非法证据为线索采集。这类证据与采用非法搜查、扣押等方式取得的证据相比较,其不同点在于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其收集程序本身是违法的,而这类证据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清楚了何为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那么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呢?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研究在国外先行,称之为“毒树之果”理论,我们可以实行“拿来主义”,根据我国国情完善法律制度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规制。

　　(二)“毒树之果”理论及其例外

　　不同的诉讼价值理念、不同的法治文化传统国家对非法证据衍生证据的认定不一样。美国的诉讼价值理念中程序正义是重中之重。在审判中,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适用美国遵循了程序正义的要求。1920年,在Silverthorne Lumber Co. v. U. S.一案的判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毒树之果”理论。在这一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非法获取的证据不能被用作继续得到其他证据的目的,这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含义。[3]

　　“毒树之果”原则认为,所有通过宪法性侵权行为获取的证据,不论是直接所得,还是间接获取,由于受到这种违宪行为的影响或“污染”,因此都相当于“毒树结出的果实”。警察以强迫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手段所得到的供述固然不具有可采性,他们从根据供述提供的信息中所获取的证据,作为非法供述的衍生证据,也不具有可采性。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对这种“毒树之果”的绝对排除,那事实上,我们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于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不同的利益进行合理的权衡后,又为“毒树之果规则”确定了几项重要的例外:“微弱联系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不可避免的发现”。[4]

　　1.“微弱联系的例外”

　　所谓“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污染消除”(purged taint)的例外。如果违反宪法的行为与某一证据之间的联系极其微弱,以至于违宪行为对该证据的“污染”已经基本上被消除殆尽,那么,该证据尽管为“毒树之果”,却仍可以被采纳为证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法官在适用这一例外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因素:一是违宪行为的发生与派生证据的获取所间隔的时间;二是在违宪行为与派生证据之间介入的其他情况;三是违宪行为的目的及其恶劣程度。在最初的违宪行为与最终的证据之间介入一些外部的因素,这是“污染”得以消除或者因果关系得以减弱的原因。这一规则的关键是:介入的外部因素是否消散了或者足以否定了当初警察的先行非法行为。这是法院基于个案而做出的自由裁量。换言之,先行污点是否已经被充分消除是一个主观的判断,它可能会因法官而异,并没有一个简明的规则或简单的答案。

　　2.“独立来源的例外”

　　所谓“独立来源的例外”,是指警察最初通过非法程序发现了某一证据,但并没有立即将其获取,而是随后通过与原先的非法行为毫无关系的活动,最终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了该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该证据不被视为受到最初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因而具有可采性。当然,检察官要想使法官适用这一例外,就必须提出证据证明该证据最终是通过某一独立和合法的来源而获得的,该来源与原先的非法手段并没有关系。适用“独立来源”例外实际上也是为了在犯罪控制与纯粹的正当程序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在独立来源的例外与微弱联系的例外之间存在区别。根据独立来源的例外,证据是从一个与非法搜查、扣押无关的来源收集的。因此,虽然证据可能被认为不可信,但由于不牵涉非法行为,它是可以采纳的。与此相对照,根据微弱联系的例外,证据是作为非法行为的结果而搜集的,但介入的外部因素抹去了先行非法行为的污点。实际上,介入的外部因素净化了证据中的先行非法行为。

　　3.“不可避免的发现”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尼克斯诉威廉斯案(Nix v. Willams)中认为,如果通过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合法调查途径必然会发现这类证据,那么“毒树之果”原则并不禁止违反宪法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在默里案(Murray v. U. S.)(1988)的裁决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指出,“不可避免的发现”的例外实际上是从“独立来源”例外推断出来的。因为有污点的证据只要实际上是通过独立来源发现的,就具有可采性。而所谓的“不可避免地或必然被发现”,其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另一个行为或肯定会有另一个行为(虽未实际发生)会导致证据被发现。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价值内涵

　　(一)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诉讼法上的价值

　　“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5]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实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体正义的实现使人们最终相信自己的权利会得到保障。但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会有价值冲突,实践中存在保障了程序正义损害了实体正义,实体正义获得了保障程序正义受到损害的情形。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中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黄金分割点”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难题。证据是呈现法律事实的灵魂,是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内核。证据的目的是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论证以达到法律对事实的承认,实现案件裁判的公平正义。因此,证据的合理采信是取得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间“黄金分割点”的切割刀。

　　证据的采信不仅要考虑证据的客观真实,还要考虑证据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若是单单只注重证据对于案件客观事实的论证意义,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否合法置若罔闻,那么获取证据的手段必定五花八门,以侵害公民权利的方式采集证据的手段必定会出现。因此,各国纷纷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我国亦然。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延伸,但是我国对于这类证据是否采信语焉不详。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证据制度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证据制度将残缺不全。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本身特点是它的收集程序本身是合法的,只是在发现该证据之前的程序有违法的情形。由这种证据的产生特点可以看出它不具有强“污染性”,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证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若在案件中采信,对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具有强大的保障力。

　　(二)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对人权的保护

　　“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L.亨金。国家制度可以是各国有别,人的权利则是普遍并超越国界的。[6]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已经扩展为人权范畴。在各领域的人权保障中,“诉讼人权保障更主要地指个人人权(非集体人权)保障,具体而言就是指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7]在诉讼人权中,诉讼参与人——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处于同等的地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现象,使得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必要的措施。但是,仅仅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也不合时宜,被害人的保护也是必须。在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又对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进行绝对的排除则很可能使某些犯罪人逃避法律的惩罚,这对被害人的权利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价值冲突是法存在的前提条件,法的功能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在价值冲突中的价值丧失与耗损。立法者无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中做出何种选择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不愉快的代价。违反法定程序、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据是违背近现代法治国家的政治理论的,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非法侵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以非法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其本身是反映真实情况的,甚至可能成为证明犯罪事实最为直接和关键的证据,采用则可能顺利追究犯罪、平息民愤、维护秩序,排除则可能放纵犯罪、极大的打击民众对正义和法律的期望,甚至使国家在政治上遭到损失。1926年美国知名法官卡多佐(Cardozo)在纽约州任最高法院法官时卡多佐认为:“证据不得任意排除,否则岂不是因警察的一时疏忽,而让罪犯逍遥法外。”[8] “证据是个‘无辜者’”。[9]我们不能在证据的采信中产生一个谬误——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名义断送非法证据衍生证据合法收集的可能性。否则,我们就是以牺牲社会公众的利益来保全极少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三、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不足

　　在我国,宪法对保障人权、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例如,《宪法》第33条指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等。与宪法相适应,新修改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也对非法收集的证据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立法上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占了一席之地,但是对于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如何处理并未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