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强制执行定位研究

杨良胜、丁家平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民事强制执行一直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保障着法律的实施和当事人权利的实现。经济的发展，执行案件的增多，使强制执行出现了困惑的现状，即“执行难”问题。“执行难”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专家学者们对“执行难”问题开始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观点、方法，以期解决这种尴尬而困惑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出现是早晚的，也是必然的，是量的积累的结果，换言之，是现行强制执行法律制度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必然①。笔者以为，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强制执行理论，开阔了强制执行的法律视野，但忽视了对强制执行的法律内涵和强制执行法律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必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内涵，从我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篇的立法精神分析，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中司法权的过程，司法实践也一直按照司法权的性质在执行。正是这种对民事强制执行的错误定位，导致当前民事强制执行尴尬的局面。在经济基础得到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在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基础上，对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内涵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定位，理顺民事强制执行的法律关系，才能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要求，满足当前强制执行需要的强制执行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不惴浅陋就民事强制执行的定位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强制执行的法理学涵义
强制执行与人类法律制度相伴而生，是权利受到侵害时要求保护的产物，是一种救济。在古代，法律制度处于低级阶段，这种救济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实施，通称为自力救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家制度的完善，逐渐禁止自力救济，代之以公力救济，即国家以强制力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权利人只能请求国家以国家权力来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从强制执行的对象分析，强制执行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对人的时期，即以义务人的身体为作为强制执行对象。罗马十二铜表法第三表，《汉穆拉比法典》第117条、第118条规定就是对义务人的身体和器官进行执行。二是对人和物并行的时期，即以义务人的人身或财物作为强制执行对象。罗马帝政时期的法律及《萨克利法典》均作出了相关规定，权利人可以选择义务人的身体或财产作为强制执行对象②。三是对物的时期，即以义务人的财产作为强制执行对象。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要求和结果③。近、现代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制度通行规定是强制执行对象仅限于义务人的财物，但为保障义务人及时履行义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义务人的人身权利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促使其履行义务。如限制义务人的人身自由或者降低义务人的社会信用等级以影响其行为能力，等等。
强制执行是国家执行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强制执行的目的是为了迫使义务人履行义务，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保障交易的诚信、安全和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是国家以公权力实现私权利和保护社会秩序的程序。因此，强制执行应当由能够行使相应国家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承担。瑞士、瑞典等国家专门设立执行法院以行使强制执行的国家权力，英国、美国是由地方行政司法官员负责，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强制执行由审判机关——法院承担。强制执行既然是私权利的实现程序，那么程序的开始必然要依据权利人的申请，权利人的申请与否直接决定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与否，是否申请强制执行由权利人决定，这是权利人意思自治和私权利自由处分的性质要求的。强制执行保护社会秩序的功能也决定着执行机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主动启动执行程序，当然，这仅仅是针对特殊情况的例外规定。如我国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规定“……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主要是针对诉讼费的执行、民事制裁的执行。
强制执行程序启动的前提条件是要有执行名义。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对执行名义的认识是模糊的，把执行名义和执行依据混同，甚至是替代。执行名义和执行依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有着各自的法律内涵。强制执行既然是权利的实现程序，在其实现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只能依据法律规定而行，解决的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的问题，执行者是执行机关。执行名义是申请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解决的是凭什么申请强制执行的问题，执行者是申请人。生效法律文书只是对某一事实或行为的法律确认，这种确认只是规定了权利人的权利及义务人的义务，并不当然同时导致强制执行，即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权利人可以以生效法律文书请求执行机关实现这种法律确认，因而生效法律文书只是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名义。
强制执行不是解决争议的行为，而是就当事人之间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实施的实现权利人权利的行为。在这个实现过程中，经常会产生争议，并需要解决，如案外人异议，变更、追加执行主体等等。这就涉及到强制执行这一国家公权力性质的认定，即强制执行权的定位。我国现有的法律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对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存在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具有确定性、主动性、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的特征，因而是行政权。这种观点片面地强调了强制执行权中行政权的性质，而忽略了强制执行中存在的司法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这是以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法律规定为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但这种观点涵盖不了强制执行权中主动性、单方性和命令性的特征。第三种观点认为强制执行权不能独立存在，审判机关的裁判不是司法权行使的全部内容，完整的司法权行使还应当包括后面的强制执行，裁判加执行才构成一个完整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同理，行政处罚也不是行政权行使的全部内容，必须加上强制执行才构成一个完整行政权的行使过程。这种观点是依据执行名义的性质来确定强制执行权的性质，显然不符合权力性质的划分原理，同时也解决不了如仲裁裁决等的强制执行定位问题。判断、分析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笔者以为不能以某一制度、某一法律规定为唯一依据，而应该以职权行为的工作性质为基本依据，结合法律规定和法制的历史发展综合确定。笔者以为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应分为二，即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二者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完整的强制执行权。过去理论界对强制执行权性质的错误认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国家权力具有错综复杂性；二是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制约，交织一起；三是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的历史原因，使的二者有时表现的难以分断；四是我国执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定位。尽管存在上述原因，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权力，依然有各自鲜明的特点。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组织管理国家内部事务和外交活动的权力，其内容相当广泛和繁杂，既包括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发布命令、决定、指示等的抽象行政行为，又包括对特定事件和人的许可、裁决、处罚等的具体行政行为。概括起来，行政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一定需要当事人请求或申请，可依照职权进行的主动性。二是行政机关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面性。三是行政机关在依法行政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是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不平等性。四是行政机关上下级隶属关系，使得行政权贯彻执行的非终局性④。司法权是国家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活动的权力，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告不理”的被动性；二是解决争议的居中性；三是裁判的终局性；四是管辖的强制性；五是当事人的平等性。上述九个特点强制执行权均包括，如审判机关对强制执行过程中争议的裁决，对第三人、案外人异议的裁决，被执行人的变更和追加的裁定，执行分配的裁定等行为都符合司法权的特点。对被执行人财产的调查，各类法律文书的送达、指令协助执行单位协助执行、公告、拘留等行为又符合行政权的特点。因而笔者认为强制执行权是一项综合权力，它包括司法权和行政权两个方面。综合上述法理学涵义，笔者以为，民事强制执行的定义可表述为执行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国家民事强制执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现执行名义中确定的民事权利义务的活动。
二、强制执行的法律关系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强制执行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的出现与我国当时的历史状况即计划经济是相适应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强制执行法律制度也必须同时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强制执行应当形成自己一整套的法理基础，其与民事诉讼已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应当独立于民事诉讼之外。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性质不同。民事诉讼行使的是审判权，适用的是当事人主义原则，而强制执行行使的是强制执行权，适用的是职权主义原则。2、调整对象不同。民事诉讼的调整对象是引起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强制执行的调整对象是对已经确认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人权力的实现，3、目的和任务不同。民事诉讼的任务是对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进行确认，目的是解决纠纷。强制执行的目的是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维持法律的尊严、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和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4、适用的原则不同。虽然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存在共有原则，但民事诉讼中的部分原则不能适用强制执行，如辩论原则，二审终审原则，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原则等。同时，强制执行又有着自己特有的原则，如执行不平等原则、有限执行、保护生存权原则、执行名义法定原则，执行非依法不得停止原则等⑤。4、程序的设置和要求不同。民事诉讼共有八种程序，均以公正为基本要求，而强制执行程序单一，在要求公正的前提下，更注重体现效率。5、没有延续关系。民事诉讼的裁判文书一经送达生效，此程序即告终止。如果延续只能是二审或再审，与强制执行没有必然联系。虽然许多诉讼裁判文书具有执行名义的条件，但也存在部分诉讼裁判文书不具有执行名义的条件，如确认和变更之诉。同时，许多诉讼裁判文书之外的生效法律文书也具有执行名义的条件，如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书，仲裁裁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因此，笔者认为强制执行与民事诉讼是相互独立的两种程序，二者具有各自的法律关系。专家学者们从法理上给民事诉讼所下的定义均不包含强制执行的内容也说明了这一点。
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体现强制执行行为的性质，因此，研究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不仅具有法学理论上的意义，在当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关系是指法律规范社会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职权与责任的关系，它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方面要素⑥。具体到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理论界有几种观点：1、一面关系说，即认为强制执行是执行当事人之间私权利的实现，强制执行程序是因申请人行使请求权而启动，执行机关处于第三者的地位，就权利人已取得的执行名义加以执行。这种观点忽略了强制执行权具有国家公权力的性质，忽略了强制执行是国家保护私权利的公法程序，也不能说清当事人与执行机关之间关系。2、二面关系说，即申请人请求执行机关保护其权利，在申请人与执行机关之间发生强制执行法律关系，执行机关对申请人的请求负有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的义务，被执行人与执行机关之间形成被执行人有容忍强制执行义务的执行法律关系。这种观点割裂了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关系。3、三面关系说，即申请人、被执行人与执行机关分别发生关系，申请人、被执行人之间也发生强制执行的直接法律关系⑦。这种观点比较准确地描述出执行法律关系中主体间的三大关系。首先，申请人与执行机关之间形成申请法律关系，申请人只要具有执行名义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其次，执行机关与被执行人之间形成强制关系，执行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国家公权力，强制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第三，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形成执行关系，实现执行名义中载明的申请人的权利。
（一）主体 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在法律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意志表示及行为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影响强制执行的进程，导致强制执行中止或者终结，使强制执行程序完成，强制执行法律关系消灭。强制执行法律关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因申请人的申请与执行机关行使强制执行权相结合。二是一方必须是强制执行机关，且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三是强制执行机关一方面与申请人、被执行人发生强制执行关系，一方面又独立于申请人、被执行人之外。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部分学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在强制执行过程中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基于该权中行政权的积极、主动和单方面的性质，执行机关在整个强制执行过程中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是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的主体，这与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所行使审判权的性质，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2、申请人、被执行人。二者是强制执行中实体权利、义务的承受人，与强制执行的结果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对强制执行的发生、中止、终结起着重要的作用。3、协助执行人。协助执行人根据执行机关的命令参加到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中履行辅助职能，因此，有的学者称为辅助执行人。具体包括警察机关、房地产管理机关、工商管理机关、银行、证券所、港监等。4、利害关系人。5、执行代理人、见证人等⑧。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只能包括执行机关和申请人、被执行人。因为它们在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中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独立地享受权利、承当义务，并参与强制执行的全部过程。协助执行人仅是强制执行的辅助人，在强制执行中不具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地位，只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和执行机关的命令履行其本身具有的行政管理职责，在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中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它的存在与否、协助与否对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的产生、发展或消灭没有根本影响。利害关系人是在强制执行法律关系发生之后才产生，因而不能是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当利害关系人转为申请人或被执行人时，才能成为强制执行主体。执行代理人、见证人因不具独立的法律地位，不能单独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不具有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的资格。强制执行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分类，申请人、被执行人应当具有和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范围一致，同时是执行名义中实体权利人、义务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强制执行程序，与执行机关的行为后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四个特征。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中申请人、被执行人应当具备执行权利能力，申请人还应当具备执行行为能力，这在理论界没有异议。但被执行人是否必须具有执行行为能力，理论上有三种说法：一是否定说，即义务人承受的是忍受国家权力的强制执行，没有必须具备执行行为能力的必要。二是肯定说，即义务人对于强制执行，虽无须积极参与，但有异议的权利，因此，必须要有执行行为能力。三是折中说，即义务人通常是忍受强制执行，原则上可以不需要执行行为能力，对执行异议或需要以行为来履行等被执行人主动参与协助的就要求被执行人必须具备行为能力⑨。笔者以为强制执行法律关系既然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分支，那么申请人、被执行人当然要满足民事法律关系对主体民事能力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强制执行无须被执行人作为，但被执行人在强制执行过程中有保护自己合法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权利，对执行中的不当行为、侵权行为有提出异议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该权利的行使要求被执行人具备行为能力，同时这也是对执行机关实施强制执行行为监督的需要。因此，被执行人应当具备执行行为能力。如果被执行人无行为能力，可由其监护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执行，如果没有监护人、委托代理人，执行机关可以裁定为其指定执行参加人，以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利。由此，执行机关对申请人、被执行人是否适格要进行审查，即审查申请人、被执行人是否是执行名义中权利、义务指向的人，是否具有民事能力。
（二）客体 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中，强制执行主体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强制执行标的。客体是被执行人用以履行义务的资料，是强制执行主体间权利、义务的纽带和连结点。具体的划分，笔者以为应结合强制执行权和强制执行法律关系本身的特点进行。强制执行权是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结合，故客体的划分应根据这两个权利分别进行，而不能笼统分析，否则便不准确。根据强制执行权中司法权性质，客体可分为金钱、物、行为、智力成果；根据其中行政权的性质，客体又包含国家和社会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秩序，国家法律的权威和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以及人身权利。司法权指向的客体中金钱、物、智力成果等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为强制执行法律关系的客体理论界没有争议，但对行为作为客体理论上有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行为不能作为强制执行的客体，因为行为是一个抽象概念，不为被执行人所有或支配，执行机关也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措施⑩。笔者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是否是客体关键要看是否为被执行人所有和支配，如果为被执行人所有和支配，那就能成为客体，如果不为被执行人所有和支配，那就不能成为客体。行为可以分一般行为或专有行为，一般行为被执行人不履行可由他人代为履行而由被执行人承担对价。但专有行为必须由被执行人履行而不能代替，如明星演出、专有技术等，这些行为与被执行人的人身紧密相连，为被执行人所有和支配，因而是可以作为客体的。是否是客体以能否采取强制措施作为衡量标准显然是不妥的。行政权指向的客体目前理论界尚未涉及，笔者粗浅谈谈自己的看法。行政权是具有管理社会功能的国家权力，因而指向社会正常的民事经济活动秩序，指向国家法律的权威。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生效法律文书本身就是一个具体、详细涉及特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行政权负有实现的职责。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抗拒执行，情节严重的，行政权仍负有将相关材料移送其他司法机关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职责。行政权又拥有处罚功能，因而又可以指向人身权利，但这不同于奴隶社会对被执行人身体、器官的强制执行，这里仅指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人身权利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客体，与其紧密相连的行为当然不能排除在外。
（三）内容 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职责、权利、义务三个方面。职责指向的是执行机关，因为执行机关行使的强制执行权是国家权力，是公法上的权力，其主要内容是职权和责任。权利、义务指向的是申请人、被执行人。职责与权利、义务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性质不同。职责是对公权而言，权利、义务则属于私权。二是指向对象不同。职责指向国家机关，代表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权利、义务一般指向的是非国家机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并与其利益相联系。三是责任不同。权利可以放弃，但职责不能放弃，否则就是违法失职。四是实现方式不同。职权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行使国家强制力以制止侵害，惩罚侵害人，但权利受到损害时，不能自力救济，只能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实施保护。执行机关职责的内容由法律、法规规定，没有规定的即不具备，权利则不同，只要法律、法规不禁止即为享有。由于强制执行权具有行政权性质，因此职责的内容中应当包含行政权行使的合理性原则，执行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一直要体现这一原则，特别是在实施行政处罚的时候。体现这一原则，也就体现了司法中的社会效果，使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能有机地统一起来。
权利和义务的内容除了民法和诉讼法规定的以外，在强制执行中还有其特有的权利义务，分述如下。
1、强制执行请求权 强制执行请求权是申请人请求执行机关行使强制执行权，实现其在执行名义上载明的权利。是申请人因执行名义而取得的程序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存在发生法律效力的，具有强制执行内容的执行名义存在，且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义务。因强制执行法律关系客体包含法律的尊严、生效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民事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的内容，所以强制执行请求权具有公权性质，申请人不能自由转让，也不能对其进行协议约定。因此，强制执行请求权只能由申请人行使。执行名上载明的实体权利是申请人自有的私权利，权利人可以处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申请人转让强制执行请求权和执行名义上实体权利的现象，即执行名义上的权利人自己不申请强制执行，而是将强制执行请求权转让给他人，让他人来申请，笔者以为这种行为是不合法的，也是无效的。其一，执行名义虽是对特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规定，但因执行名义而产生的强制执行请求权具有公权性质，故只能由申请人行使。其二，强制执行请求权的转让导致执行名义上实体权利的转让，这是一个交易行为，该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受让人是否适格，有无规避法律的行为都需要审查，实质上可以形成另外一个诉。有的学者认为，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依附执行名义上的权利，是从权利，执行名义上的实体权利是私权利，申请人可以自由转让，该权利转让时，其从权利——强制执行请求权也随之转让。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没有认清强制执行法律关系客体的构成和强制执行请求权的法律性质。
2、强制执行容忍义务 执行名义赋予被执行人的义务实质上是被执行人为其前期行为所应支付的对价，被执行人理应积极主动地履行，强制执行程序开始的前提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已属过错在先，因而具有接受和容忍强制执行的义务。强制执行行使的是国家公权力，执行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被执行人只有遵守、协助和承受的义务，不能以财产的私权利来对抗公权力。该义务具体表现为：被执行人对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负有协助、配合的义务，负有不得逃避、抵抗、阻碍的义务，负有不得隐匿、转移、损坏、变卖、处理被执行财产的义务，负有不得对执行人员、协助人员等进行恐吓、谩骂、阻挠、侮辱、报复的义务。如果有违反，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考书目：
1、《强制执行法论》杨与龄编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概论》孙加瑞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法理学》张中秋、杨春福、陈金钊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
4、《论强制执行若干关系》沈德咏著，《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1辑；
5、《论民事诉讼和强制执行的关系》王飞鸿著，《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1册；
6、《强制执行权研究》张根大著，《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1册。

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成立福建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通知
福建省政府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国发〔1987〕63号文），特制订《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并成立福建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附后）。现将实施细则颁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省和各级卫生主管部门以及医疗卫生单位，要本着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精神，与有关部门配合妥善处理医疗事故，积极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和检查监督，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发生。对已发生的事故，要认真鉴定正确处理，既要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医
院工作秩序和社会安定。对实施细则的执行情况和有关问题，请各地报省卫生厅。

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为了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结合我省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各类医院（包括企业厂矿或高等院校医院、部队医院对地方开放部分）、疗养院、防治院（所）、妇幼保健院（所、站）、门诊部；乡（镇）、街道卫生院、医务所（室）、保健站、村卫生所（室）以及个体开业医务人员。
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
第四条 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二）医务人员按工作制度，操作规程检查治疗，仍发生以下难以预料和防范的意外，造成不良后果的。
1、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按规定作了检查治疗，仍发生意外变化的；
2、药物过敏试验为正常的或卫生行政部门（包括药品使用说明书等）尚未规定需做药物过敏试验的药物所引起的过敏反应的；
3、按操作规程进行的肝、肾、心包、脊髓腔、脑室穿刺及心导管、内窥镜等检查时所发生的意外情况的；
4、在诊疗工作中应用新技术、新疗法、新药物之前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向病员家属说明了情况，征得家属签字同意并作了充分的技术准备，仍发生意外的；
5、使用前经检查的医疗器械在操作中突然发生非人为的难以避免的故障或临时停电等意外的。
（三）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包括猝死、栓塞、心跳骤停、内脏血管自发破裂、自杀等。
（四）发生以下难以避免的并发症。
1、在药物（包括生物制品）正常剂量的治疗中发生的毒副反应；
2、手术中按操作规程进行，而术后发生肠粘连、出血、破溃、继发性感染等；

3、手术过程中，因手术部位严重粘连、解剖畸形、肿瘤浸润等原因而损伤周围组织或脏器出血的；
4、肝叶大部分切除后发生的出血、胆漏、肝昏迷等。
（五）以病员及其家属不遵守医院规章制度，不执行医务人员嘱咐或拒绝检查治疗等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而造成的。
第五条 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可能是医疗事故的事件（以下简称医疗事故或事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认真地做好调查研究和分析鉴定工作，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处理得当。
病员、家属及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应当与医疗单位和卫生行政部门合作，共同做好医疗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第二章 医疗事故的类别和等级
第六条 医疗事故分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
责任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违反规章制度、诊疗护理常规等失职行为为主要原因所致的事故。例如：
1、对急、危、重病员片面强调制度，手续和规定，不负责任地转院、转科或不采取尽职的急救措施，以致贻误、丧失抢救时机的；
2、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擅离职守，工作失职，以致贻误诊治和抢救时机的；
3、在诊治工作中，明知病情复杂、疑难，而不请示或不执行上级医师指导，擅自盲目处理的；上级医师对下级医师的请示草率行事或不及时处理的；
4、手术治疗中，开错病员、开错部位、摘错器官；违反手术制度，较复杂手术术前不讨论，又缺乏必要的准备而贸然进行手术和术中不按解剖程序及技术操作规程，导致损伤重要器官、血管、神经，经采取补救措施无效和将器械、纱布遗留体内需重新施行手术的；
5、护理与治疗工作中，不执行查对制度，或查对错误，不按规定交接班，不遵医嘱或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的；
6、麻醉过程中违反操作规程，擅离职守，用错麻醉药或用药过量的；
7、助产工作中，对产妇不严密观察产程进展，违反操作常规或不进行产后观察和出现危急病情不及时组织抢救的；
8、各种检查治疗工作中，包括检验、病理、理疗、放射、同位素等其他非临床部门，发生漏报、错报检查结果；配血（鉴定血型、血交叉、发血）、拍片、插管发生错误及放射治疗过量，窥镜检查违反操作规程，损伤组织器官等；
9、用药过程中，违反药物禁忌或药物过敏试验等使用规定的；
10、药剂工作中，配错处方、发错药、写错用法、搞错剂量、贴错标签；或违反配伍禁忌，毒、限、剧药无明显标签；或制剂含量错误，制剂不纯，消毒不严；或采购不合格或失效药给病员使用，以及其他违反操作规程的；
11、不认真执行消毒、隔离制度，供应的器械、敷料、药品等物品器材不符合要求造成严重感染的；
12、医院管理工作人员，包括后勤及其他有关人员工作失职，不履行职责，借故推诿，不积极领导、组织、配合医疗护理工作，拖延时间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
医疗技术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因技术过失所致的医疗事故。技术过失是指因专业技术水平和经验限制为主要原因导致诊疗护理失误所致的事故。
由于责任和技术两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医疗事故，应依据主要原因确定事故的性质。
第七条 根据给病员直接造成损害的程度，医疗事故分成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医疗事故等级的医学鉴定标准，按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执行。

第三章 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
第八条 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当事的医务人员应立即向本科室负责人报告，科室负责人应随即向本单位主管领导报告。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应立即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病员及其家属认为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可向医疗单位提出查处要求。
第九条 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医疗单位，应立即将病员的病历及各种原始资料指派专人妥善保管，直至定性结案为止。严禁涂改、伪造、隐匿、销毁。受托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受诉的法院、检察院需要查阅原件时，凭介绍信经医院院长签字予以就地调阅，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准调阅、复制、抄录。
在医疗事故或事件发生之前，上级医师正常修改病历及抢救危重病员的追朔补记均不属涂改、伪造病历。但其原始字迹应能够辨认，并签署姓名和日期。
因输液、输血、注射、服药等引起不良后果的，要对现场实物封存至整个处理工作结束，以备检验。
第十条 医疗单位对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应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并按规定时间和管理办法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具体上报时间和管理办法由省卫生厅制定。

个体开业的医务人员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应当由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调查处理。
非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行医”者的事故，不属于本《细则》所规定的范围。
第十一条 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或对死亡原因有争议的，为查明原因，必须进行尸体检验，但尸检需经死者家属同意。医疗单位、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和死者家属都可主动提出尸检要求。
尸检由省卫生厅指定的福建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室和经省卫生厅或各地（市）卫生局审核批准的医院进行。必要时可请当地法医参加。尸检夏秋季节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冬春季节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医疗单位或病员家属拒绝拖延尸检超过上述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
绝或拖延的一方负责。
尸体检验费一般由医疗单位支付。检验尸体的运送费和保管费的支付以鉴定结论而定，若鉴定结论为医疗事故的，由医疗单位支付，否则由死者家属或所在单位支付。
尸检的收费标准：按三周岁以下的每具四十元，超过三周岁的每具七十元。
第十二条 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或当事医务人员对医疗事故或事件的确认和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


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结论或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不服的，病员及其家属和医疗单位或当事医务人员均可在接到鉴定结论或处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或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

第四章 医疗事故的鉴定
第十三条 省、地（市）、县（市、区）分别成立同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下简称鉴定委员会）。县和县以上医疗单位可成立医疗事故鉴定小组。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和医疗事故鉴定小组应由有临床经验、有权威、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的主治医师、主管药（护、技）师以上医务人员和有一定业务水平及管理水平的卫生行政管理干部若干人组成。省级鉴定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秘书、以及内、外、儿、妇、五官、中医等学
科专业鉴定组组成；地（市）级鉴定委员会由九至十五人组成；县（市、区）级鉴定委员会由七至十一人组成；医疗单位的鉴定小组人数由单位自定。根据需要可临时邀请有关学科专业人员参加鉴定。省级鉴定委员会可请省高级人民法院指派一至二名法医参加。
鉴定委员会人选，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名，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经批准后的地（市）、县（市、区）鉴定委员会应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各级鉴定委员会成员不宜兼任。医疗单位的鉴定小组由隶属的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四条 各级鉴定委员会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负责本地区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的技术鉴定工作。地（市）、县（市、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省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闽三军和武装警察部队所属向地方开放的医院，诊治地方病员发生的医疗事故或事件，由该医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处理。对处理结果有争议时，可提请当地同级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第十五条 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本医疗单位的鉴定小组应及时认真地向当事医务人员、病员或病员家属及其他有关人员调查情况。查清事实真相，认真分析原因，明确事故性质，作出正确判断，并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对有争议或难以作出明确结论的，应及时上报卫生行政部门，提
请鉴定委员会进行技术鉴定。个体开业医务人员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应报请县（市、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医疗事故或事件的技术鉴定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办理接受和答复手续。申请技术鉴定时，申请人或申请单位必须填写申请书，并办理有关手续。申请鉴定均应逐级进行，不得越级。
第十六条 鉴定委员会接到同级卫生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委托和医疗单位或病员及家属提出医疗事故（事件）进行技术鉴定的申请后，应当做好调查研究，认真审阅有关资料（包括病历、Ｘ光片、各种检查报告、发生事故（事件）医疗单位的调查报告及鉴定意见、病员及病员家属的书
面申请材料等），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材料不全或情节不清，有权责成医疗单位补充材料或对有关事实情节进行复查。必要时，可要求有关单位或当事人到会陈述事实经过，回答询问和提供有关材料，然后慎重作出鉴定。
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的时间从接到申请书起，一般不超过三个月，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
第十七条 医疗事故鉴定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主持，参加鉴定的成员不得少于应参加人数的三分之二。需临时聘请参加鉴定的有关专业人员由鉴定委员会决定，并有表决权。
鉴定委员会在鉴定过程中，对是否属医疗事故，以及医疗事故的类别，等级判定意见难以一致时，不应匆忙作出结论，应进一步调查、观察、核实后，再作鉴定结论。仍有不同意见时，可由参加鉴定的成员表决，以到会人数的半数以上的意见为鉴定结论。鉴定结论由同级卫生行政部门
发出。各级鉴定委员会成员不负有解释的义务，不能擅自解释和泄露鉴定过程及情况。鉴定结论应以书面形式作出鉴定报告书，通知申请（委托）鉴定的单位、个人、医疗单位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及有关单位。
医疗事故鉴定应详细记录或录音，以备存查。
第十八条 非鉴定委员会成员和未经鉴定委员会邀请的其他人员，不得参加鉴定工作。鉴定委员会成员中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应当回避。回避权由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扰鉴定委员会的工作，不得对鉴定委员会成员进行威胁，利诱、辱骂、殴打。违者，应依法处理。
第二十条 鉴定可以收取鉴定费。县（市、区）鉴定委员会每件收费一百五十元，地（市）鉴定委员会每件收费二百元，省鉴定委员会每件收费三百元。鉴定费由医疗单位和病员及其家属双方均按上述规定预付；经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由医疗单位或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支付；不属于医
疗事故的，鉴定费由提出鉴定的一方负担。
第二十一条 凡涉及两个以上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应由病员及其家属申诉或病员最终诊疗的医疗单位负责承办，有关医疗单位应主动协助鉴定和善后处理。

第五章 医疗事故的处理
第二十二条 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参照《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其补偿标准：
一级医疗事故：死者生前系家庭主要劳动力（需有乡、街道人民政府的证明），或产妇死亡留有活婴的，最高不超过三千元；死者生前系家庭非主要劳动力，最高不超过二千五百元；死者系未参加工作的青少年、儿童及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含六十岁）最高不超过二千元；死者系不满
三周岁最高不超过一千元。
二级医疗事故：评为甲等的最高不超过二千五百元；评为乙等的最高不超过一千五百元。
三级医疗事故：评为甲等的最高不超过一千元；评为乙等的最高不超过六百元。

个体开业医务人员，乡村医生及合格的卫生员发生医疗事故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集体所有制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参照上述事故级别的补偿标准减半执行。
第二十三条 医疗事故补偿费，由医疗单位支付给病员或其家属。病员或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偿费而削减病员或其家属依法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
第二十四条 医疗事故的补偿费的支出，医疗单位在“其他费用”项目中增列“处理医疗事故补助费”一节科目。村办卫生所（室）造成的医疗事故的补偿费，由村集体经济负担；个体开业医务人员造成的医疗事故的补偿费，由开业医务人员本人负担。
第二十五条 病员由于医疗事故所增加的医疗费用，由医疗单位支付。
在医疗事故发生前的医疗费用，医疗事故发生后与抢救或补救措施无直接关系的医疗费用，以及自通知病员（包括产妇遗留的活婴）出院日期起的住院费用，由病员、家属或其所在单位支付。
病员在医疗单位死亡后，尸体应一律立即移放太平间。死者尸体存放医院太平间的时间，夏秋季节不得超过二天，冬春季节不得超过三天。逾期不处理的，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报公安部门备案，医疗单位有权决定送火葬场，火化后的骨灰应通知家属领回。尸体送往火化处理的
一切费用，由死者家属或所在单位负担。
第二十六条 因医疗事故致残的病员，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产妇死亡留有活婴的，自接到出院通知一周之内，其家属或所在单位，应及时办理出院手续。对无理纠缠、拒不出院，经劝说无效者，医疗单位有权按出院处理；活婴可按弃婴处理；对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由当地政府
和有关部门负责处理。
第二十七条 医疗单位不负责病员或其家属的迁移户口、调配房屋和工作安置，也不负责遗属抚养费。
第二十八条 医疗单位的财产和工作秩序、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民主权利和工作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坏公物、殴打辱骂医务人员、聚众闹事，以及用其他方式扰乱医疗单位工作秩序，违者由医疗单位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造成医疗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医疗单位应当根据事故等级、情节轻重、本人态度和一贯表现，分别给予以下行政处分：
一级医疗事故：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
二级医疗事故：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
三级医疗事故：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
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偶尔发生医疗事故，并能认识错误，改进工作的责任事故的责任者，可从轻处分；对工作一贯不负责，事故情节严重，认识态度不好的责任事故的责任者，应从重处分。
第三十条 对造成医疗技术事故的直接责任者，医疗单位应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吸取教训，本人能认识错误，改进工作的，一般可免予行政处分；对情节严重，坚持错误的，也应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一条 个体开业医务人员所造成的医疗事故，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根据事故等级、情节、本人态度，除责令其给病员或家属一次性经济补偿外，还可以处一年以内的停业或吊销其开业执照。
对未经所在医疗单位同意或认可，私自从事业余的有偿的诊疗护理活动发生医疗事故，其善后处理由本人负责。并由其所在医疗单位根据第二十九条规定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研究生、进修人员发生的医疗技术事故，一般由主管医师承担责任；如属责任事故，应由责任者负责；实习生发生的医疗事故，由带教老师负责。进修人员发生医疗事故应停止进修。接受进修学习单位应将事故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提出处理意见，转交派出单位处理。研究生、进修人
员、实习生发生医疗事故所支付给病员或家属的补偿费，由接受单位负责。
第三十二条 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后，丢失、涂改、隐匿、伪造、销毁病案和有关资料、情节较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在医疗事故处理中，有意拖延、阻挠、包庇、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医疗单位的有关负责人和其他人员，应给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医务人员由于极端不负责任，致使病员死亡，情节恶劣已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挽回医疗事故的医务人员，可由医疗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细则》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凡在本《细则》公布之日前，已处理结案的医疗事故或事件，不再重新处理。

福建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 殷凤峙 （福建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
副 主 任 富德馨 （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沈云英 （福建医学院病理科教授）
叶孝礼 （省立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教授）
夏美琼 （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教授）
俞长荣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
滕学武 （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滕学武 （兼）
办公室副主任 游昌盛 （省卫生厅医政处副处长）
秘 书 陈敬波 （省卫生厅医政处干部、医师）
卢荣星 （省卫生厅医政处干部、医师）
法 医 叶■华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
姚阿柱 （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
专 科 鉴 定 组
一、内科组（19人）
富德馨 （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师）（组长）
胡锡衷 （省立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副组长）
潘秀珍 （省立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副组长）
慕容慎行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副组长）
陈锡谋 （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吕联煌 （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倪达人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张英斌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内科主任医师）
周其林 （省立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周立斋 （省立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
谢修明 （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张■珍 （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林丽香 （省立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周秀珍 （省立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叶德富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
授）
郭允赓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
徐美生 （省立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张瑾瑜 （省肿瘤医院副主任护师）
林礼务 （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秘书）
二、外科组（19人）
殷凤峙 （福建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组长）
魏北有 （省立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副组长）
黄克清 （省立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组长）
苏壁泓 （省肿瘤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组长）
魏维山 （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副组长）
李温仁 （省立医院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陈国熙 （福建医学院教授）
沈云英 （福建医学院病理科教授）
许东坡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童国■ （省立医院外科主任医师）
郑锡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陈锦峰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陈本缘 （省立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杨锡馨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
吴天中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
陈梓甫 （省立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林 谦 （省立医院骨科主任医师）
王慧荣 （省立医院副主任护师）
程长铭 （省立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秘书）
三、儿科组（7人）
叶孝礼 （省立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教授）（组长）
罗孝平 （省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组长）
林惠琛 （协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组长）
游开绍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曹以轩 （省立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林曰铣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
王永宽 （省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秘书）
四、妇产科组（7人）
夏美琼 （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组长）
王玉清 （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副组长）
陈文桢 （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副组
长）
徐朗澄 （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马炎辉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
林浩然 （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吴维瑜 （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秘书）
五、五官科组（7人）
王东曦 （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教授）（组长）
许光义 （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教授）（副组长）
陈 辉 （省立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组长）
沈 斌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易自翔 （福建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教
授）
杨子璇 （省立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
张琨生 （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秘书）
六、中医科组（7人）
俞长荣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组长）
林松波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副教
授）（副组长）
林求诚 （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
王耀华 （福建中医学院副教授、主任医师）
李学耕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
赵竟成 （福建中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林朗晖 （省立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秘书）
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日常工作由省卫生厅负责。



1989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