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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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江西省卫生厅


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赣卫妇社发[2006]21号


各设区市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加强对我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我厅制定了《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江西省卫生厅
二00六年九月八日

附件:

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发[2006]10号),加强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与运行的管理,保障城市居民公平享有安全、有效、便捷、经济的社区卫生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卫生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试行)》 (卫基妇发[2006]239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指在城市范围内设置、经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批登记注册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第三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社区、家庭和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人、残疾人、贫困居民为服务重点,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等公共卫生服务和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医疗服务,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政府举办为主,鼓励社会参与。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行业主管部门,区(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服务功能与执业范围

第五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以下公共卫生服务:

(一)卫生信息管理。根据国家规定,收集、报告服务区域有关卫生信息,开展社区卫生诊断,建立和管理居民健康档案,向服务区域街道办事处及有关单位和部门提出改进社区公共卫生状况的建议。

(二)健康教育。普及卫生保健常识,针对重点人群及重点疾病开展预防保健知识宣传及用药、饮食咨询、指导,引导、帮助居民逐步形成利于维护和增进健康的生活行为。

(三)传染病、地方病、寄生虫病预防控制。负责疫情报告和监测,协助开展结核病、性病、艾滋病、其他常见传染病以及地方病、寄生虫病的社区医疗和康复,实施预防接种,配合开展爱国卫生工作。

(四)慢性病预防控制。开展重点高危人群和重点慢性病筛查,实施重点高危人群和重点慢性病病例管理。

(五)精神卫生服务。实施精神疾病社区管理,为社区居民提供心理健康指导。

(六)妇女保健。提供婚前保健、孕前保健、孕产期保健、更年期保健,开展妇女常见病预防和筛查。

(七)儿童保健。开展新生儿保健、婴幼儿保健及学龄前儿童保健,协助对服务区域内托幼机构进行卫生保健指导。

(八)老年保健。指导老年人疾病预防和自我保健,进行家庭访视,提供针对性的健康指导。

(九)残疾康复指导和康复训练。

(十)计划生育技术咨询指导、发放避孕药具。

(十一)协助处置服务区域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十二)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公共卫生服务。

第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以下基本医疗服务:

(一)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的治疗。

(二)社区现场应急医疗救护。

(三)体检服务。

(四)家庭出诊、家庭护理、家庭病床等家庭医疗服务。

(五)转诊服务。

(六)康复医疗服务。

(七)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适宜医疗服务。

第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根据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提供与上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内容相关的中医药服务。

第三章 机构设置与审批

第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则上按街道办事处区划设置,以政府举办为主。在人口较多、服务半径较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难以覆盖的社区,可适当设置社区卫生服务站或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口规模大于10万人的街道办事处,应增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口规模小于3万人的街道办事处,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设置,由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确定。

第九条 设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并纳入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须经同级政府批准,报省卫生厅备案。

第十条 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立足于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合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布局。政府举办的一级医院和街道卫生院应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政府举办的部分二级医院和有条件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基层医疗机构通过结构和功能改造,可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鼓励城市二级以上医院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第十一条 新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由政府设立,也可以按照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举办者,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第十二条 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征询所在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三条 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向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本行政区域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卫生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标准》、《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标准》 (卫医发[2006]240号)审批。对符合设置条件的,由负责审批的卫生行政部门授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同时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在接到备案报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纠正或撤销下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的不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审批决定。

第十四条 申请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向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申请书。

(二)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选址报告和建筑方案设计图。

(四)环境评估报告和公安消防部门审查通过的消防安全证明材料。

第十五条 已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向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由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同时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申请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当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

(二)符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机构标准》。

(三)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申请:

(一)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

(二)正在服刑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三)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四)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

(五)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设置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一)不符合当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

(二)选址不合理。

(三)污水、污物、粪便处理不合理。

(四)有国家和省政府规定不得设置医疗卫生机构情形的。

第四章 登记与校验

第十九条 申请单位按程序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后,向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机构申请执业登记注册书》,并向登记机关提交以下材料:

(一)《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业务用房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筑方案设计图。

(四)验资报告或资金评估证明。

(五)各项规章制度。

(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以及卫生技术人员名册和有关资格证书、执业证书复印件。

(七)常用药品清单。

第二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申请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有效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三)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申请书。

(四)登记机关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执业登记的事项:

(一)名称、执业地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二)注册资金。

(三)诊疗科目。

(四)房屋建筑面积、床位(牙椅)。

(五)职工人数。

(六)执业许可证登记号(医疗机构代码)。

(七)核准登记附设药房的药品种类。

第二十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疗科目应按卫生部《医疗机构诊疗科目目录》核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的诊疗科目应为: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有条件的可登记口腔医学科、临终关怀科,原则上不登记其他诊疗科目,确需登记的,须经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同时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社区卫生服务站登记的诊疗科目应为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有条件的可登记中医科,不登记其他诊疗科目。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执业登记:

(一)不符合《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核准事项的。

(二)不符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标准的。

(三)业务用房内部布局不合理或业务用房与居民共同使用同一通道的。

(四)通讯、供电、上下水道、消防等公共设施不能满足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常运转的。

(五)消毒、隔离和无菌操作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现场抽查考核不合格的。

第二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专有名称,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任何机构不得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命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须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站进行执业登记,原则上不得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确需使用两个名称的,须经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命名原则是:所在区名+所在街道办事处名+识别名(可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命名原则是:所在街道名+所在社区名+社区卫生服务站。

第二十五条 经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批,在同一执业地点,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并获得相应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原则上应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第一名称进行执业登记。

第二十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应按下列要求申请注册:

(一)原则上应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注册。

(二)申请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师,须注册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名称下执业。

(三)申请注册为临床类别、中医类别等专业的医师,经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也可注册到第二名称下执业。

第二十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执业许可证》不得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遗失许可证者,须在遗失之日起7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报失并申请补发。

第二十八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变更名称、执业地点、法定代表或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必须向审批发证的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机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署的《医疗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注册书》。

(二)申请变更登记的原因和理由。

(三)登记机关规定提交的其他材料。

由受理的卫生行政部门按本办法要求进行审批。

第二十九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有效期为三年,每年校验一次。持证机构须于校验期满前三个月,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校验,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校验申请书。

(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

(三)校验期内年度工作报告。

(四)江西省医疗机构违法违规执业警告记分记录。

(五)上一年度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各项统计信息资料。

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在受理校验申请后的三十日内完成校验。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予以暂缓校验1—6个月。

(一)不符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标准的。

(二)处于限期整改期间或停业期间的。

(三)未履行社区卫生服务职能或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考核不合格的。

(四)自行更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诊疗科目的。

未设床位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暂缓校验期内不得执业。暂缓校验期满仍不能通过校验的,由登记机关注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五章 人员配备与管理

第三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独立法人机构,实行独立核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其设置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实行一体化管理。其他社区卫生服务站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管理。

第三十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功能、服务人口、居民的服务需要,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设置社区卫生服务岗位,配备适宜学历与职称层次的从事全科医学、公共卫生、中医(含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的执业医师和护士,药剂、检验等其他有关卫生技术人员根据需要合理配备。

第三十三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须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

第三十四条 临床类别、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注册相应类别的全科医学专业为执业范围,可从事社区预防保健以及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诊疗服务,不得从事专科手术、助产、介入治疗等风险较高、不适宜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专科诊疗,不得跨类别从事口腔科等诊疗。

第三十五条 临床类别、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申请注册全科医学专业为执业范围,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取得相应类别的全科医学专业中、高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二)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应类别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并考核合格。

(三)参加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应类别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第三十六条 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的需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有关专业的医护人员(含符合条件的退休医务人员),依据卫生行政部门有关规定,经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注册的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备案,可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相应专业的临床诊疗服务。

第三十七条 社区卫生技术人员需依照国家规定接受毕业后教育、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等在职培训。新进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护人员,应取得岗位培训合格证书。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在市、县卫生行政部门支持和组织下,安排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到大中型医院、预防保健机构进修学习和培训,参加学术活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积极创造条件,使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全科医学工作高等医学院校非全科医学专业毕业生,逐步经过规范化培训。

第三十八条 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定编定岗、公开招聘,签订聘用合同,建立岗位管理、绩效考核、解聘辞聘等项制度。非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自主用人制度。

第三十九条 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人员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恪尽职守,遵纪守法,不断提高业务技术水平,维护居民健康。

第六章 业务管理

第四十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执业,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教育,实行全面质量管理,预防差错和事故,确保服务安全。

第四十一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须建立以下规章制度:

(一)人员职业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

(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

(三)人员聘用、培训、管理、考核与奖惩制度。

(四)社区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和医疗、康复等各项技术服务工作规范。

(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制度。

(六)医疗服务质量管理与评价制度。

(七)医疗差错及事故防范制度。

(八)财务、药品、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九)档案、信息管理制度。

(十)社会民主监督制度。

(十一)会诊及双向转诊工作制度。

(十二)医院感染管理制度及医疗废物管理制度。

(十三)巡诊、出诊制度。

(十四)传染病管理制度。

(十五)其它有关制度。

第四十二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须根据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履行提供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职能。

第四十三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建立和妥善保管居民健康档案,保护居民个人隐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生关闭、停业、变更机构类别等情况时,须将居民健康档案交当地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妥善处理。

第四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严格掌握家庭诊疗、护理和家庭病床服务的适应症,切实规范家庭医疗服务行为。

第四十五条 市、县卫生行政部门要建立信息平台,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本地有关二级以上医院专科设置、联系方式等转诊信息,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二级以上医院建立双向转诊协作关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难以安全有效诊治的患者应及时转诊到相应医疗机构诊治。对医院转诊的慢性、恢复期等需要在社区继续治疗的病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根据医院建议与病人要求,提供诊疗、随访、病例管理、康复等服务。

第四十六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中医药服务,应配备相应的设备、设施、药品,遵守相应的中医诊疗原则、医疗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第四十七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预防接种服务,应符合《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和省卫生厅制定的预防接种单位设置标准,经区 (市、县)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并取得《江西省预防接种单位认证书》。

第四十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药事管理,按照《江西省医疗机构合理用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理用药,保证临床用药的安全、有效、经济,避免和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现可能与用药有关的不良反应,应按《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全力救治病人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四十九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配备与其服务功能和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基本药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使用药品,须严格执行药品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从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单位购入。严禁使用过期、失效及违禁的药品。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医药分开及药品集中采购、统一配送、零利率销售试点。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五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开展社区卫生服务。

第五十一条 区(市、县)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日常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实行信息公示和奖惩制度。

第五十二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健机构、专科防治机构等预防保健机构按职能,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所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进行业务评价与指导。

第五十三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的诊疗科目内容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实行岗位责任制,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德医风教育。

第五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须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牌、服务时间、诊疗科目、主要收费标准悬挂于明显处,公示医疗服务、药品和主要耗材的价格,严格执行相关价格政策,规范价格行为。

第五十五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建立社会民主监督制度,定期收集社区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将接受服务居民的满意度作为考核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业绩的重要标准。

第五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评审制度,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建设。对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取得显著成绩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个人,政府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江西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暂行)》(赣卫基妇发[2001]1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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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与社会公正

苗 勇

【内容摘要】 检察权是顺应社会公正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从理论上来分析,检察权是司法制度逻辑发展的结果,它既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产物,又是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它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维护法制在全国的统一。检察权的制衡作用,是公正司法的必要条件。它通过弹劾职务犯罪人,促进公共权力依法运作。从事实来看,检察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社会走向公正的历史。一旦检察权丧失,社会公正就必然受到戕害。而检察权的每次切实地履行,都有力地促使了公平正义的实现。
【关键词】 检察权 社会公正

当代文明社会,无论其是何种性质,都有自己的检察制度。普遍出现的东西,必然有它的现实价值。检察权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与检察权的存在和正确行使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检察权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丧失了检察权的社会,也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为了论证这个判断,首先要明确检察权、社会公正的概念。
检察权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具体概念,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有不同的含义。从历史上看,检察权的初始含义,是维护国王、皇帝利益的一项权力。如英国和法国,在封建割据时期,为了巩固君主地位,维护王室利益,而设立了检察权,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中国的御史制度也是如此,皇帝派往各地的御史官员,代表其监视地方政府的活动。①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检察权的定位,主要是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的职能,这个时期的检察权是指代表国家向审判机关指控犯罪的权力。检察权的逻辑终结定位,是维护法制统一的权力,即法律监督权。检察权作为一个具体的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要表现为诉讼权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则是一项专门的法律监督权。
对于社会公正的认识,由于历史原因和立场出发点不同,观点纷繁复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教授将社会公正理论归纳为三派,即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功利主义认为,在一个体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为最大,而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中,其效用总和明显低于应该达到的水平。自由至上主义认为,作为社会评判标准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法治所定义的正义。②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应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社会分配在个人之间的差异以不损害社会中境况最差的人的利益为原则,而且地位和职务应向所有人开放。③马克思社会公正观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论述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任何强制。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即经济分配方面的“各尽所能,按牢分配”和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原则。④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研究员对社会公正有较好的概括:“何谓社会公正呢?从宪政意义上分析,社会公正就是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能够得到较为充分实现,它意味着权利、规则的平等、收入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 ”⑤社会公正,从法律制度来讲,就是体现社会公正的良善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于是,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公共权力得到制约,社会公益得到维护。
明确了检察权、社会公正的概念后,我们从以下的理论分析和事实证明,可以看出上述判断的科学性。
首先,从理论上来分析检察权与社会公正的密切关系。
1、从司法制度的逻辑发展来看,检察权既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产物,又是社会公正得以实现的前提。
检察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的演进中,与警察制度、法官制度相比,出现较晚,它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司法制度的发展而产生的。龙宗智指出:“检察制度从无到有,再到普及于各国,必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它的产生及其适度与合理的发展,是人类对于严重社会越轨行为的处置方式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⑥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轨迹如下:私人惩罚——国家审判——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形成专门的司法机关——追诉权与审判权分立,形成公诉制度和检察制度——侦查权从控诉权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发展过程中,有三个环节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控诉权首先从审判权中分离出来,确立了控审分离和不告不理的原则,确保审判居中公正裁判。如果控告权与审判权混合一体,就既没有控告的客观性,也没有审判的公正性,审判将是肆意的纠问,只能是任人操纵的把戏。“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和正确性。”⑦二是将侦查权与控诉权分离,确保控诉权既制约审判权,又监督侦查权,使其成为具有诉讼监督性质的检察权。侦查权具有极大的侵犯性、扩张性和腐蚀性,缺乏制约的侦查权,将会使社会陷入恐怖之中。检察权对侦查权强有力的监督,无疑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确保侦查权恰到好处地行使。“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以受严格法律训练和法律拘束的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⑧最后,将具体检察权,诸如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活动监督等,上升到专门法律监督权的高度,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国家宪政制度架构中的独立地位,从单纯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到维护社会公正的高度,以保障法律正确统一实施。可见,没有这一逻辑的发展过程,司法权必然处于原始、野蛮状态,必将被滥用;法制建设将残缺不全,缺少有效监督的公共权力必然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因此,从根本上讲,检察权的产生,是为了确保社会安全,或者说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使刑事诉讼活动的结果,达到既惩处犯罪又保障人权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使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能够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尽量缩小权力的负面作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应有的保障和促进职能。关于这点,陈卫东先生在《检察制度起源之比较研究》中说过:“检察机关的诞生是伴随着诉讼模式的演进而产生,并随着诉讼的民主和文明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从私力救济、同态复仇到公力救济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近代文明的主要标志是从臭名昭著的纠问主义诉讼模式被现代刑事诉讼模式所代替开始,而现代刑事诉讼的开端以拥有‘革命之子’美誉的检察官承担起‘保障宪法及人民的权利,扶良除恶,监督审判当否的公益代表人’,承担起诉犯罪的公诉职责而确立的。”⑨因此,检察权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而产生的,同时,它必然成为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这样的观点,就连对中国检察权颇有异议的学者郝银钟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通过检察权来最大限度地优先实现保障人权和社会正义,正是检察制度的精髓之所在。”⑩
2、监督法律正确实施,维护法制在全国的统一。
正如上所述,社会公正就是良善的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在于法制的统一。而制订出的法律,要正确统一实施,必然要有监督法律实施的国家官员。这个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最重要的是选择法律监护官,首先选出他们并且最谨慎地选择。”⑾法律监护官,也就是检察官。因此,法国法学家马萨别认为,检察机关“是始终朝气蓬勃的、站在前线的、社会秩序的捍卫者,一切家庭的安宁、公民的安全、正当自由的维护、对宪法和法律的遵守等,都是信托给它的。它揭露一切侵犯社会秩序的行为,并追究这种行为的责任,如果这种秩序遭受到非法的侵犯,它本身必须负责”⑿俄国沙皇时期的法学家和司法专家穆拉耶夫也说:“检察机关……按其职务来说,主要地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 ⒀资本主义检察制度,从表面看,不是法律监督机关,因为宪法没有赋予其这样的职责。但实际上,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在从事着法律监督工作。15世纪以后,法国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等。⒁法国1807年1月1日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官处于独占公诉权的原告官地位,享有监督裁判执行的职权;1808年11月27日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直接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维持公共有序的民主秩序。中国检察考察团曾对法国检察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法国总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的结论。⒂《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国检察官”条目中明确写到:“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⒃在德国,检察机关介于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在业务上独立形式职权,“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⒄根据英国的《检控犯罪法》(1986年),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行使一定的侦查监督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是否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不能仅仅看它的表述,更要看它的实际功能。如果实际功能具有监督作用,则它就是某种程度的法律监督机关。因为,事物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为承认与否而转移。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官,所以在实际上或多或少从事着法律监督工作,是因为惟有如此,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可以说,资本主义检察机关是在不自觉状态中,从事着法律监督工作。
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十分明确规定了检察权的本质含义,就是法律监督权,从而使检察官自觉地从事着法律监督工作。社会主义检察权的创始人列宁秉持“大检察观”,他认为,为了维护法制统一,就必须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一般是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加以惩办。”⒅“法制……应该全俄统一。甚至应该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必须“促进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⒆然而,俄国的现实,使列宁感到担忧。他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异常强烈地指出:“我国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症结是放任半野蛮人的旧俄国观点和习惯”,“我们无疑是生活在违法违纪的汪洋大海里,地方影响对于建立法制和文明制度是最严重的障碍之一,甚至是唯一的最严重的障碍”,不克服这些问题,“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维护文明制度和创立文明制度了”。一个社会如果法制不统一,这个地方执行这套“法律”,那个地方实行那套“制度”,同样的情况有截然不同的处理,也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了。因此,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工作和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列宁的一贯观点,并由此引申出检察机关对法律统一实施行使最高检察权的思想,即“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做的事情只是一件,监督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⒇。列宁言之凿凿,指出了法律监督与法制统一原则之间的功能关系。法制的统一,原则要求法律监督,而对法是否被严格一致的执行和遵守进行监督,恰在于实现法制的统一。
可见,法制的统一和社会的公正要求法律监督。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总是要设置一定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司法救济手段,以防止和纠正法律适用的错误和不公对法制的破坏和影响,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会被自觉地不折不扣执行,总是有人要亵渎法律的尊严,所以,监督法律的实施,便必不可少。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机关行为的合法性和一切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普遍守法。从逻辑过程来看,法制基本要求的实现应为这样的轨迹:法制基本要求的提出——为此要求的实现实行不懈的监督——对违背此要求的行为实施追究和制裁——法制基本要求的实现。显然,没有监督和制裁,法制要求便无从实现。而且,相对于制裁机制消极、被动的特性说来,监督以其积极、主动的功能特性,赢得了在实现法制要求这一动态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意义。难怪列宁在谈到保证法律实行的手段时,总是把监督放在制裁之前。因为,在列宁看来,只有通过法律监督才能排除一切回避法律的可能性,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没有这种监督,法律就不会执行。”(21)总之,社会公正在于法制的统一,而法律正确统一实施,是建立在强有力的监督之上的,检察监督是保障法制统一的基本条件。
3、检察权的制衡作用,是公正司法的必要条件。
从一般权力理论来讲,权力具有双面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它的正面作用,显然是维护了社会秩序;而反面作用,恰恰也正在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它既能为社会公益的实现,社会秩序、公民权利的维护提供强有力的权力保障,又天生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存在破坏社会秩序、腐蚀社会肌体、侵害公民权利的危险。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两句风行一时的名言被后来的政治学家奉为政治公理,它深刻剖析了公共权力与腐败的关系,权力的反面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如此,任何权力不能没有监督。列宁深刻指出,监督是在间接民主制下,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的政治工具。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中,强调要加强监督,“真正做到立即改善和减轻那些不得已同我们毫无用处的苏维埃机关打交道的不幸公民的遭遇”。(22)因此,权力制衡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了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分别行使国家职能中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和军事权。这些机关彼此分立,但其权力都渊源于国家权力机关,并各自向国家权力机关负责。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只能是宏观的监督,只能是就影响重大的事项的监督。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日常事务即具体的执法活动,必然处于国家权力机关无力监督的状态。为了防止其他国家机关滥用权力,就有必要设置一个专门机关,来承担常规性的监督职能,检查监督其他国家机关正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国家权力背离其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检察权的实质是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控制和约束,以达到权力之间的平衡,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使法律内含的秩序和正义全面实现。
作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司法权力也不例外。司法,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把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人和事,以产生、变更或消灭法律关系的行为,是国家依靠政权的强制力把法律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现的手段。由于种种原因,司法人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违法与失误,导致司法不公。为保证执法的统一,就需要对司法活动进行有效的检查、监视、督促,对违法与失误行为加以矫正和制裁,这就是执法监督。若想控制司法权力的扩张,为其找一个合理的休止界限,就必须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并建立一套完备的监督机制,监督司法活动依法进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现代国家采用“审检分设”、“侦控分离”的模式,是分权制衡理论的运用,其出发点就是为了增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避免审判权、警察的侦查权交互影响从而产生“司法集权主义”,有效防止了审判权和侦查权的滥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4、弹劾职务犯罪人,促进公共权力依法运作。
权力是抽象的,它不是自动机器,它的载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其运作必须由自然人来承担。公共权力依法运作,就能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而违法操作,必将破坏公平正义。然而,遗憾的是,从政的自然人,尽管有一定的素质要求,但要达到圣人的境界,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带有人性恶的一面。他们都是生活在尘世中的活生生的人,都有自己的私利。而私利一旦经私欲的中介与公共权力结合,就必然会生出腐败的畸形儿。故而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谈到法制建设时,提出了一个“无赖原则”,其中心思想是:在设计制订法律制度和规章制度时,应假设人人都是无赖,除了私利没有其他目的。这样的观点,从一般角度说,十分偏激,缺乏科学性。但就制度建设而言,有其明显的合理性。
如何控制权力,使它能够依照公共权力的属性,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不至于异化为谋求私利的工具,革命导师都有自己深刻的看法。列宁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 (23)列宁认为,由于官僚阶层的存在和旧社会的影响以及新制度的不完善,无产阶级国家内也不可避免存在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与民主的格格不入,促使列宁把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苏维埃国家的一项极其重要任务。在列宁看来,实现这任务的主要措施就是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这里,列宁是把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作为同步过程强调的。他说:“应该有更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的铲除官僚主义和特权莠草。” 为此,列宁所提出的检察权概念,不仅是对刑事违法和民事违法实行监督(列宁在1922年给苏俄司法人民委员会的信中提出国家干预民事案件),还包括对行政违法的监督,即监督国家机关和干部是否遵守法律。而且列宁所强调的正是这后一面。因为机关干部执法、守法,对于建设法制和精神文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24)基于同样的立场,邓小平也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就必须要有群众监督制度,使人民对官僚特权者“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25)这个专门机构,当然包括了检察机关,它承担着职务犯罪监督的重任。
由检察机关直接行使对公务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检察制度的共同点。“反贪污贿赂在各国基本上都与检察监督密切相连。在一些国家,某些常设或特命的执法监督机构(如检察院、检察长)或咨询性对策机构(如调查局、调查委员会、廉政署),长期地开展反贪肃贪的调查、侦察、监察和指控,以利于更有效地预防、侦破和制裁贪污贿赂行为。”(26)这在美国也不例外。美国检察权的宪法地位属于行政性质,由于身处于行政机关之中,带来了查办高官困难的弊端,这个问题在“水门事件”中暴露得尤为突出。为此,国家专门设立了针对政府高级官员的司法调查和检控的独立检察官制度。独立检察官由联邦上诉法院的一个三人法官小组任命,在任免程序上脱离了行政系统,使这一职务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对前总统克林顿“拉链门事件”不依不饶的调查,充分体现了独立检察官的价值和作用。从独立检察官制度的建立,我们不难看到美国检察制度所存在的独立性不够的问题,也证明了检察权在惩治职务犯罪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的检察权包含着职务犯罪监督权,它是一项具体的法律监督职能。“职务犯罪监督,就在于保障国家法律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活动中得到统一正确实施,保障职务活动的合法性。”(27)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赋予了检察机关对违背人民意志、亵渎法律尊严、异化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官员的侦查、起诉权,运用这样强有力的弹劾手段,清除那些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蜕变者,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教育广大干部依法履行职责,从而达到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
以上用理论分析了检察权与社会公正的密切关系。下面,我们从历史实践中,来看检察权对实现社会公正的巨大作用。
1、从检察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其对社会公正实现的重要意义。
在法律制度的发展中,为了实现社会公正,检察权必然要产生。就如同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自然而然要出现一样。可以说,检察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走向公正的历史。从司法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检察制度的出现和完善,乃是司法制度成熟的根本标志。刑事诉讼的第一阶段,在奴隶社会时期,实行的是原始控告式,即弹劾式制度。由于受历史局限,人们普遍认为犯罪被视为与被害人及其亲属有利害关系的行为,而不是侵犯国家利益的现象。因此,基本上由被害人及其亲属(当然,奴隶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向国家审判机关控告。由于个人不仅在能力上存在先天性差异,在本质上又存在偏袒自己的天性,并且如果其面临的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犯罪集团,或是犯罪行为极为隐蔽、残忍,那么由个人自行担当侦查犯罪、追诉犯罪显然是勉为其难。这样,势必导致大量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得不到惩治。刑事诉讼的第二阶段是纠问式诉讼制度,出现在封建社会时期。此时,国家审判机关的权力极度膨胀,法官集侦查、起诉、审判诸多职权于一身,追究犯罪的权力基本上没有制约。以致于有人总结出“任何法官都是检察官”这一诉讼规则。司法官吏贪赃枉法、胡作非为,酿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罄竹难书,这在欧洲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无辜者受到有罪判决,另一方面犯罪人却没有受到惩罚而逍遥法外。”(28)刑事诉讼的第三阶段,便是现代控告式。这一文明诉讼模式的开端,是以检察官承担起追诉犯罪的公诉职责而确立的。“可以说,在阶级斗争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阶级社会里,检察权是为了制约司法专权而产生的。检察权以公诉权为核心而形成的相关制度与审判权鼎立而存在。”“尽管各国设立检察权的时间有先有后,而且将检察权的内容与性质规定得各有偏重,但毕竟可以肯定地讲,检察权的产生与形成是现代司法制度与宪政制度形成的里程碑。”(29)在英美法系中,英国在中世纪长期推行黑暗野蛮的检控合一的刑事诉讼制度,导致在集权时形成的追诉和审判统归于国王,而使被控者受审难以得到公平的保证。为伸张正义,从亨利二世(12世纪)起,针对被告的控诉和审判实行分离。(30)与英国一样,美国早期的犯罪侦查活动也是以审判人员为主体。换言之,调查案情和收集证据等活动都属于审判活动的范畴。殖民地后期,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的起诉者可以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和社会利益。于是,法官们在审判实践中越来越多地依靠检察官去查明案情和提起公诉。(31)在大陆法系中,法国在中世纪末期普遍实行的是纠问式诉讼程序。“纠问式诉讼的发展也使这种诉讼程序产生各种令人不快的过火行为。个人的权利被牺牲的一干二净。个人可以在其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侦查。个人所面对的证据,本人不可能提出异议,直至出庭之时,才能组织辩护,并且可能受到极其残酷的拷打、刑讯;审判不公开进行,即使承认提出的证据不足,个人仍处于官方的怀疑之下,并有可能再次受到追诉。”“纠问式诉讼制度甚至不能做到适当地保护社会利益。丝毫用不着怀疑,通过酷刑拷打取得的忏悔常常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被告的供词以及收集到的控诉都会使法庭走入迷途。”正因为如此,自18实际下半叶起,对纠问式诉讼提出的批评开始增多,而且越来越激烈。于是,在路易十六时期,对司法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几乎是一致意见,要求建立陪审团制度。当时,在许多人看来,实行陪审团制度是根治刑事诉讼程序所有病症的灵丹妙药。这一思想运动最后所取得的结果是,控诉式诉讼明显得到恢复。1811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重罪审理法典》规定了最重要并且全新的原则是,职权分开原则:追诉职权、预审职权与审判职权分别交由不同的机关与司法官行使。追诉职权原则上属于检察机关;案件的预审职权由预审法官行使;而审判职权属于审判法庭。(32)亨利一世于公元919年创立了德意志国家,当时的犯罪侦查活动主要由法院中的陪审官负责。陪审官是非专职的审判人员,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查明案件事实,查清并认定有关的证据,以便确定有无犯罪。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加洛林法典》。该法典规定,法官在案件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他们主动追查犯罪行为,而且在讯问被告人时广泛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据历史文献记载,甚至在堕胎案件的调查中,法官也可以使用残酷的刑讯来获取被控女子的口供。在这种制度下,开庭审判只是一种形式,因为审判结果已经在审判之前就决定了。(33)这样的诉讼制度的不公正性,是显而易见的。1877年2月1日,德国颁行了《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由检察官提起,个别情况下被害人及其代表人或行政官吏也可以告发或告诉,实现了“不告不理”原则。(34)从各国检察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到,检察官是顺应社会公正的呼唤而来到人间的。“因此,创建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检察官和法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司法的客观性与正确性。”(35)她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专门的法律监督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诞生,更是为了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以实现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各种权利的公平正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又经过三年的国内战争,虽然主要的分裂势力已经被消灭,但国内的分裂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特别是地方分裂倾向还很严重,全国的法制不统一。为了克服分裂现象,维护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公正,列宁强调指出:“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36)因此,列宁认为,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必须有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个国家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是法制的监督机关,是“法律的维护者”,是“国家的眼睛”。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正是以列宁的检察监督思想为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我国也是同样。检察学专家王桂五说,我国检察制度,是“运用列宁关于检察机关的指导思想,把维护法制统一的任务赋予检察机关,并且把检察机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37)
可见,检察制度是由国家政治制度分化出来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大家一致公认,“无论哪个法系、哪个国家的检察制度,都是以检察权与审判权相分离为前提、以公诉活动为主要形式、以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为宗旨的,并且这种检察权都是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专门主体来行使的,而这种主体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8)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检察权是社会公正实现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
2、从检察权的丧失,看其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意义。
当检察权丧失时,社会公正必然受到严重损害。
我国检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曲折的过程。第一个曲折过程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到1960年底。这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左”的思潮,其具体表现就是法律虚无主义,轻视法律,否定法制,主张执法的工具性和任意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竟然批判法律规定的“审判独立”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各项原则,也批判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认为法律和法律监督束缚了群众运动,束缚了专政机关的手脚。于是,检察机关被看作可有可无,而受到了严重削弱。1960年秋季精简国家机关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公开提出取消检察机关的主张,说什么:“过去没有检察机关,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也搞得很好吗?”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谢富治主持下的中央政法小组向中共中央写了将中央“公、检、法”三机关合署办公的报告。针对这个情况,次年一月二十一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作了汇报和请示。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检察制度,是列宁的国家学说的内容之一;我国是个大国,更需要从法制上保障国家的统一和法制的统一。这个意见,得到了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终于刹住了对检察工作的取消风,从而检察工作开始有了新的发展。
在这一曲折时期,检察工作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正常的法律监督业务难以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到了戕害。据查到的历史资料,1962年,山东、辽宁、贵州、甘肃、安徽等5省办理违法违纪案件8627件,平均每省1439.33件。这些违法违纪案件,大部分是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中。而且这只是查到了一部分案子,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尖锐指出:“现在这方面做的不是多了,而是做得不够。要把工作快做起来,办案还要做,当前要注意抓一下严重违法违纪。”(39)可见,检察机关被削弱时,社会公正就被损害了。
第二个曲折过程是文革十年时期。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政法机关遭受到严重破坏,而检察机关受害最为严重,检察机构被撤消,检察制度遭到彻底破坏,检察工作全部被迫停止。1968年12月,谢富治授意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提出了《关于撤消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提出检察院全是抄外国的,早就应该撤消。由于毛泽东晚年轻视法制建设,作了“照办”的批示。这个文件下达后,先后撤消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撤消检察机关的极端错误做法,得到了国家根本大法的肯定,中国的法制建设跌入了最低谷。(40)
由于法制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尤其是检察机关被撤消,公民的权利便遭到了建国以来空前的侵害。据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谈到复查纠正文革中冤假错案设计透露的数字,“文化革命”期间全国共判处了刑事案件120余万件,截至今年6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复查了113万多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多件,普通刑事案件86万多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1万多件,涉及当事人26.7万多人(其中,反革命案件17.5万多件、18.4万多人,普通刑事案件7.6万多件、8.2万多人)。反革命案件中冤错比例约占64%,有些地区达到70%或80%;普通刑事案件中冤错比例约占9%。上述已改判纠正的反革命案件中,包括因刘少奇同志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案件2.6万多件,2.8万多人。邓小平在一九八0年一月说:“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41)这么多冤假错案产生,是与检察机关被“砸烂”直接相关的。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信春燕颇有感触地说:“直到现在,人们对没有检察机关的时代社会秩序和公民权利被蹂躏的状态,仍然记忆犹新。”(42)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政治动乱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人们也重新认识了检察工作。在征求对1978年宪法草案的修改意见时,全国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解放军八大军区,35个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异口同声地提出了恢复检察机关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愿望。(43)
长期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类制度敢保证无辜者永远不会获罪,而罪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然而,如果法定诉讼程序受到尊重,审判能够公开、公正地进行,人类的错误一定能被降低到最小程度。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检察监督。没有了检察权的社会,司法恐怖将会笼罩人间,人人将生活在生命、自由、财产没有保障的黑暗的社会之中。这难道是危言耸听的吗?!
3、从检察权的实施,看其对社会公正实现的重要意义。
检察实践的每一个发展,都是顺应社会公正的需要而产生的,都为社会公正的实现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就连检察权发育缓慢的英国,也对检察权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它们承认的原则是:如果要有效地实施刑法,就需要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下,由国家任命的检察官们作出贡献。而这种监督,由具备英国总检察长的多方面特点的国家官员去实施。自1879年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尝到了检察长存在的甜头,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它冲击了全国各地玷污刑法实施腐败现象。”(44)《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对检察官的社会功能给予了极高的也是恰如其分的评价:“鉴于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有关履行其重要职责的规则应促进其尊重并按照上述原则行事,从而有助于刑事司法公平而合理,并有效地保护公民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45)
我国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重任,为维护社会公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下是主要检察业务情况。
一、查办职务犯罪情况(单位:件)
年份 贪污贿赂犯罪 渎职侵权犯罪
1979——1982 3.3万余件 1.4万余件
1983——1987 15.5万多件 3,5万多件
1988——1992 214318 11542
1993——1997 234778 27718
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不宜直接侦查案件

杨 涛

新华社长沙4月10日电,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宣布: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如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可以经检察长批准进行初查和直接立案侦查,并以此加强惩治司法腐败力度,推动法律监督。(《新京报》4月11日)
尽管说,法律监督权力总体上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是具体到各项监督权在检察机关那个部门来行使或者说法律监督权力如何在检察机关内部具体配置却是有学问的。笔者认为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有效率,有利于权力高效运转;其二是权力能受制约,法律监督权之间也应当监督与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要符合法律监督与司法工作的规律。因此,权力在部门之间配置时不能一味强调一方面,如在检察机关中设置了反贪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一起职务犯罪案件在公诉到法院之前,要经过反贪部门侦查、侦查监督部门批准采取强制措施和公诉部门审查起诉,这体现了检察机关内部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一味强调效率,那么很显然由反贪部门侦查、逮捕、公诉一体操作最高效。
很显然,由于民行部门的主要职能是对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所以,他们经常与当事人和法官打交道,能近距离地与及时地发现司法腐败问题,赋予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对法官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整合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的抗诉和查处职务犯罪两种监督手段,惩治司法腐败。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仍然是一种弊大于利的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过多地从效率上考虑而没有考虑到进行检察机关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制约,不利于公正执法。民行部门的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应当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是一旦抗诉提起后,事实上,民行部门检察官的工作业绩就与抗诉的成败有了一定关系。如果赋予他们侦查权,就很难保证其不会利用侦查权来达到抗诉成功的目的,从而使被申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由反贪部门来进行侦查,至少在内部可以增加一道制约程序,防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由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也并不符合司法工作的规律。检察官是法律监督者,但不是法官之上的“法官”。因此,检察官要使得民事行政案件监督成功,还是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最终由法官来判断。但是,民行部门检察官既提起抗诉又享有侦查权,法官在断案中就不得不考虑检察官的眼色来行事,使民行检察官事实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最后,其实民行部门检察官来行使侦查权对于高效行使侦查权也并不一定十分有利。因为,民行检察官主要从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审查,侦查经验不多,侦查手段也有限,而且实践中民行部门人员也比较少,而反贪部门的人员有从事侦查的长期经验和技术手段,他们更有能力集中力量侦查。
因此,事实上,民行部门的检察官在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发现法官职务犯罪的线索时,将线索转给反贪部门进行侦查,并给予相应的配合,应当是一种符合效率、司法规律和利于权力制约的比较可行的做法。所以,不宜将法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直接侦查。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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