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检察与司法行政职能 完善检察一体原则

艾阳 李艳

检察一体化又称检察一体主义，广义的检察一体化有两层基本含义：对外是指检察独立，既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法定机关、事项及程序以外的干涉；对内是指业务一体，即检察机关上命下从，作为命运共同体统一行使检察权。狭义的检察一体化仅指业务一体。检察业务一体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上命下从的领导关系，下级检察官在执行任务时须接受上级检察官的领导，检察官服从检察长，下级检察机关服从上级检察机关的命令。二是跨区域的检察活动，检察官执行职务不受管辖范围的限制，如有必要可以在辖区外执行职务，或者请求由司法管辖权的监察官代为进行侦查、调查取证、扣押等诉讼活动。三是职务继承和转移权，上级检察官有权亲自处理属于下属检察官承办的案件和事项，同时，上级检察官有权将下属检察官承办，除非受到法律的特别限制。也就是说，在更换检察官时，离任检察官所进行的活动视为接任检察官的活动，不需要向法官更换时那样程序更新。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法系的代表,《宪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了“检察一体”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在司法实践中，见查机关依领导体制确立了多项制度，体现检察一体化原则：（1）请示、汇报制度；（2）指令纠正制度；（3）案件交办制度；（4）检查指导制度；（5）组织协调制度；（6）备案制度；（7）报批制度。检察机关还通过建立各种机制保证检察一体原则的实现，如近年来实行的反贪侦查一体化、公诉一体化等等。可以说，检察一体原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对检察权的集中统一行使，及时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正确实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断完善、强化这一原则，对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但多年来，由于我们对“检察一体”缺乏全面科学的了解，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因此在对检察机关的管理中，过多地奉行行政式的“阶层式建构”，检察职能与司法行政管理职能不分，检察管理方式行政化，影响和制约着检察职能的进一步发挥。因此，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务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
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完善检察机关双重领导机制，实行“条条管理”为主，“块块管理”为辅，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党的领导。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点：1、赋予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官的人事任免权。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应统一由上级检察机关选拔、任命、调配、考核，并征求同级行政区划人大的意见。也即对检察官的人事任免实行“条条管理”为主，而对检察机关内部的其他人员，如司法行政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法警等则实行“块块管理”为主，由地方党委按法定程序任免。2、有上级检察机关统一从中央财政划拨下级检察机关检察官的工资和办案经费，实行对财物的控制。3、检察业务由上级检察机关负责，实行“条条管理”，完善请示汇报、备案审查、指令纠正等制度，强化公诉一体、反贪一体、批捕一体等机制。这样能够有效避免管人不管事、管事不管人的现象，有利于最高检察院、上级检察机关在宏观上掌握检察机关的整体情况，克服地方保护的弊端，有利于促进公正执法，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二） 加强对检察一体的理论研究、宣传，检察干警应树立检察一体的观念，深刻理解其内涵，自觉运用检察一体原则指导司法实践。同时，完善上级检察机关和上级检察官对下级检察机关和下级检察官的奖惩制度，确保检察一体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
（三） 予检察官相对独立权。独立行使检察权，正是检察权司法属性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办案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这方面的改革却正在不断深入。诸如主诉（主办）检察官改革、职业检察官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正以实证的方式证明赋予检察官相对独立的强大生命力，可以说，改革经验已渐趋成熟。因此，建议通过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重新构件办案机构，从法律上赋予检察官一定的办案权限，科学合理地界定检察长、检察官的职责权限，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最大化地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四） 实行分类管理。对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一类是专司检察职能的检察官，对他们实行职业化管理，从地位、职权、待遇上给予特殊保障，保证一定的稳定性。二类是检察机关内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书记员、司法行政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司法警察。将司法警察纳入警察序列进行管理，其他人员实行行政化管理，实行行政级别制，即公务员待遇，为检察职能提供有力保障。
（五） 委会运行规则。检委会是检察机关的最高决策机构，主要承担着重大疑难案件以及检察机关重大事项的议事决事功能。建议吸纳一定数量的德才兼备的资深检察官为检委会委员，除检察长外，个检委会委员杂行政地位上平等，尽量减少和避免行政性对检察职能的干扰和影响。

谈不受法律保护的借贷合同

王姗姗


一、借贷进行非法活动。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如明知个人借款用于赌博、贩卖假币、贩卖毒品、走私等非法活动而借款给他人，其借贷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对行为人还要处以收缴、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包括：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
　　（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
　　（三）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四）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五）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实践已充分表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从根本上损害了群众利益，给经济生活和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危害。按照国务院（1998）第247号令第18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所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这是因为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本身是违法行为，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参与者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
　　三、非金融企业以合法借贷掩盖的非法金融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一）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二）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三）非金融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四）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该批复还规定：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办理。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因而不能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果。
　　四、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贷款通则》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务。”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国家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依照有关法规，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合同，法院除判决返还本金外，对出借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利息应当收缴，对借款方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五、明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合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六、违背真实意图的借贷关系。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无效。借贷关系无效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还本金；借贷关系无效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七、高利贷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由此可见，高利贷利息不受法律保护。



汤旺河区人民法院　王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