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履行与风险负担制度
刘贵祥

一、风险负担之涵义分析
　　所谓风险(Risk)，亦称危险，是指在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一方的债务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而不能履行，由此所产生的损害状态。所谓风险负担，即指上述风险应由哪一方负担1。首先，不能履行一般分为自始不能履行与嗣后不能履行。在自始不能之情形，因自始不能履行导致合同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所以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此种情况应由合同无效制度解决。其次，在嗣后不能履行之场合，该履行不能又可分为两种情形：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和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其中，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嗣后不能履行之情形，系属违约责任问题，此时合同债务变形为损害赔偿，由债务人负担；只要合同不解除，对待给付请求权即不消灭。因此，该问题也不属于风险负担制度管辖。最后，在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嗣后不能履行的情况下，债务也因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两种不同情形而异其结果。在单务合同中，债务人债务被免除，合同归于消灭；而在双务合同中，尽管债务人的债务无疑应被免除且无须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债务人已提供担保的情形除外)，但是存在债权人的对待给付是否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换言之，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的义务也被免除。该问题可谓是风险负担制度的第一要义。有鉴于此，风险负担专指因不可归责于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嗣后不能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后果之负担。
二、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之比较
　　基于上述之分析，尽管“是否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标准成为划定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两种制度之分野，但由于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两者都发生在合同嗣后不能正常履行的场合，皆是分配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所致损害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在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的情况下，风险负担与违约责任更加难以区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由于违约责任包括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因此我们在此将风险负担与该两种责任进行比较：
　　(一)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之比较
　　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存在如下明显区别：其一，过错责任存在的前提是合同关系，包括双务合同关系和单务合同关系；而风险负担则仅仅以双务合同关系为前提。其二，过错责任适用于一切违约领域，诸如拒绝履行、不能履行、迟延履行、不完全履行等，而风险负担则仅适用于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所造成的不能履行之场合。其三，过错责任以过错为成立条件，而风险负担则以双方当事人对不能履行没有过错为前提。其四，过错责任是国家强制债务人履行合同债务的法律手段，是道德和法律谴责与否定过错违约的集中体现，而风险负担则完全不具备这些品格，它是合理分配不幸损害的法律措施。其五，一般认为，风险负担尽管有债务人主义、所有人主义、交付主义等，但只要当事人一方有过错，即采取过错人主义。于此情况，如何区分风险负担和违约责任更成为问题，需要详细辨析。例如，在加工承揽合同中，材料由承揽人提供时，定作人过失地迟延受领，工作成果的毁损灭失由其负担风险，即定作人虽然得不到工作成果，但仍须支付报酬，在此，定作人承担的是风险，而非违约责任。但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迟延返还保管物，此间保管物毁损灭失，由保管人向寄存人承担违约赔偿责任，而非负担风险。
　　(二)无过错责任与风险负担之比较
　　尽管风险负担与无过错责任皆是合理分配不幸损害的法律措施，都是基于公平原则而存在，但是，这些共性仍不足以掩盖两者之间的如下区别：其一，无过错责任只是不考虑违约方是否有过错，并不否认过错概念及其存在价值。在实务中，违约方很可能是有过错的；而风险负担一般只能产生于双方当事人均无过错之场合，即使在一方当事人有过错时适用风险负担归责，该过错也不是造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过错，不是酿成风险的过错，而是与风险有间接联系的另外原因的过错。其二，无过错责任具有补偿性，即通过责任者支付赔偿金等以使守约方的损失得到补偿；而风险负担不具有补偿性，填补不了守约方的损失，只是由谁承担不幸损害而已。其三，无过错责任由法律直接规定，存在的场合有限；而风险负担则可以产生于一切双务合同中2。
　　(三)应属于违约责任的几种损失情况
　　基于上述之分析，以下几种损失分配均属于违约责任，而非风险负担：(1)在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尽妥善保管义务而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属于违约责任。(2)在融资租赁合同中，融租物在租赁期间内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向融租人赔偿该融租物毁损灭失的损失，属于违约责任；承租人已交付的租金不得请求返还或继续交付租金，属于风险负担。(3)在旅客运输合同中，在运输过程中旅客自带行李毁损灭失的，除非承运人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以外，应由承运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4)在货物运输合同中，运输过程中的货物发生毁损灭失，除非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否则应由承运人负担，属于违约赔偿责任。(5)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对保管物的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属于违约责任；保管人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属于风险负担。(6)在仓储合同中，在仓储期间内，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仓管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7)在行纪合同中，行纪人占有的委托物毁损灭失时，行纪人向委托人赔偿损失，属于违约责任；行纪人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属于风险负担。在借用合同中，借用人对借用物毁损灭失负责赔偿，属于违约责任。(8)在旅店、浴池业中，旅店放置客房或交由业主保管的物品丢失，由业主负责赔偿，属于违约责任。(9)在旅游合同中，旅行社、旅店赔偿游客交由它们保管的物品的毁损灭失，属于违约责任。
三、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的立法设计
　　(一)关于风险负担的立法主义
　　在双务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嗣后不能履行的场合，债务人被免除债务，是各国合同法的通则；但是，对于债务人之债务的免除是否导致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同时被免除的问题，综观各国合同立法，则存在如下不同的立法态度。
　　1?债权人主义。该立场认为，尽管债务人之债务被免除，但债权人仍应为对待给付，不能履行的风险由债权人负担。例如，买卖物因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免除出卖人交付买卖物的义务，买受人却仍须支付全部货款。该主义发端于罗马法，后为德国普通法、意大利民法和日本民法所承继。
　　2?债务人主义。即由债务人承担不能履行的风险，债权人的对待给付被免除。例如《法国民法典》第1722条规定：“在租赁期间，如租赁物因意外事故全部毁灭时，租赁合同当然解除，如租赁物仅一部分毁损时，承租人得根据情况，或请求减少租金，或甚至解除租约。在上述两种情形，均不发生损害赔偿问题”。换言之，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其风险由出租人承担，因为出租人作为债务人，再也不能履行其“保证承租人使用租赁物”的义务，而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就归于消灭。法国民法以此原则为一般原则而适用于一般合同关系。德国普通法、奥地利民法、德国民法、中国台湾民法皆采取此主义。
　　3?所有人主义。依据该主义，风险负担随同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应由标的物所有人承担买卖标的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的损失。英国法曾经采此主义。法国民法以该主义为特殊原则，仅仅适用于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合同中。我国审判实践和理论也认为在买卖合同中应采取该主义。
　　4?交付主义。该主义认为，风险负担随着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交付标的物仅指转移标的物之占有，而不当然含有办理完毕登记手续等因素。英国法已开始接受该主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也是如此。
　　5?合理分担主义。即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致使不能履行的损失，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分担。我国前《技术合同法》第3条第1款对技术开发失败的风险负担的规定，即采此主义。3
　　(二)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立法设计
　　我国合同法对于双务合同履行中的风险负担应当采取何种主义，是合同法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下面我们对上述各种立法主义尤其是债权人主义和所有人主义的弊端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合同法》的若干规定，来具体阐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风险负担制度的立法设计。
　　1?以债务人主义取代债权人主义。债权人主义的弊端基本有三：其一，该主义与双务合同的性质相悖。因为双务合同的两个债权具有牵连性或对价性，当事人一方既然免除债务，则对方也无须履行债务。其二，该主义有失公平。例如，在买卖合同中，其仅使买受人单独承受买卖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出卖人就价款可以不负担风险，因为金钱债务没有发生不能履行的余地，买受人不得因不能履行而免除支付价款的义务。此外，从双方给付均可能发生不能的双务合同而言，债权人主义也不甚合理。例如，在互易合同中，先成为不能履行的当事人虽然免除其债务，却可取得对待给付。其三，在出卖他人物品或二重买卖的情况下，将发生不适当的结果。在出卖他人物品的买卖合同中，该物品灭失时，出卖人不受任何损害，却有权对买受人请求支付价款。在二重买卖之场合，买卖灭失时，出卖人有权请求各个买受人支付价款。有鉴于此，我国合同法不宜采取债权人主义，在大多数双务合同领域应当采取债务人主义。理由在于：双方当事人的对待给付既然互具牵连或对价关系，一方当事人的给付既然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不能，则理应不得请求对方为对待给付。所以，债务人主义符合公平理念和交易观念。当然，如果当事人在解除合同时对风险负担有约定的，则应依其约定。奉行债务人主义的风险负担，其构成要件有三：第一，必须是双务合同；第二，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第三，须为不能履行。该主义实行之效力为：第一，债务人的债务被免除，债权人的对待给付也被免除；第二，债权人免为对待给付，尚有代偿利益请求权。如果债务人因不能履行的原因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权让与该权或交付其受领的赔偿物。不过，债权人在代偿利益的范围内，应为对待给付；如仅仅获得一部分利益，则应按比例减少对待给付。第三，对待给付返还请求权。因双方当事人的债务均被免除，所以债权人未为对待给付时，无须再为；已经为对待给付时，因债务人的债务不能履行，可请求返还对待给付4。
　　2?以交付主义取代所有人主义。所有人主义同样也存在诸多不妥：其一，许多合同根本不发生所有权问题，如何采取所有人主义呢?诸如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等合同均不能适用所有人主义。其二，物权关系与债之风险本属两回事。一方不能履行，对方应否为对待给付，应由债之关系决定；所有人虽因标的物毁损灭失而丧失物权，但不得因此而决定对待给付请求权的有无。而所有人主义却将这些不同的事物混淆，诚属不当。其三，在出卖他人物品的情况下，出卖人没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买受人对于买卖物所有权未转移时亦然。此间买卖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毁损灭失时，如果依据所有人主义，则将无法确定风险应由谁负担5。其四，美国《统一商法典》起草时，起草人认为所有人主义太难以掌握，太不明确，容易导致纠纷，不利于货物风险负担问题的解决。卢埃林指出：统一商法典在货物的风险转移上完全不用所有权的概念，从而使风险转移的规范变得清楚和明确，几乎不可能产生误解6。事实的确如此，在适用所有人主义时，美国提起风险负担诉讼的案件相当多，而在统一商法典颁布后，极少有因风险转移问题而提起的诉讼案。风险随同货物交付而转移原则即交付主义的确立，使这类问题得以简化和明确。当然，美国出现这一重大变化是与它采取合同项下的物的确定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志之原则相关的。在美国，只要合同项下的货物被确定或特定，即使货物仍然在出卖人手中，货物所有权也转移给买受人。如果按照所有人主义，则风险也已转移给买受人，这就难免发生纠纷。因为货物的特定化往往取决于出卖人，确定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时间也常常难以确定，买受人就更难以知悉。况且，要求买受人在没有受领甚至尚未看到货物之前就令其对该货物承担风险，也委实有失公允。采用交付主义取代所有权转移来确定风险转移的时间，已经为人们所普遍接纳。将风险转移与所有权转移完全分开，受到各国的普遍赞同7。我国合同法在买卖合同领域，也遵循世界潮流一改往昔的所有人主义而采纳交付主义。
　　3?有名合同中风险负担问题之研讨。在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有名合同中，风险有哪些?应当采取何种立法主义?在此我们进行具体研讨。
　　(1)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中，虽然我国《合同法》采纳了交付主义，并在第九章中规定了交付主义的具体规则。但对此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如果买卖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则应信其约定。其二，交付标的物仅指转移标的物的占有，并不当然包含办完登记手续等因素。这样，在不动产买卖的场合，出卖人先转移不动产的占有，后与买受人共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风险自转移不动产之占有时转移至买受人，而非自办理完所有权转移登记时转移。因为不动产既然已归买受人控制，由其负担风险是公平合理的，同时也促使其尽高度注意。同理，在分期付款买卖场合，作为买卖物的动产或不动产先交付，待全部价款付清后转移所有权，风险自交付时起转移，而非自所有权转移时由买受人负担。第三，在不动产买卖情形中，如果先转移所有权，后交付不动产，德国民法典规定风险自所有权转移时由买受人负担，其学说见解不一。我们赞同合同仍然采用交付主义，而非所有人主义。
　　(2)承揽合同。在承揽合同中，风险是指工作成果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原因而毁损灭失，包括劳务、材料和损失。该风险之分配，应视由谁提供材料而有不同的归责：A.在定作人提供材料时，材料与劳务的风险应分别决定负担归责。关于材料的风险，我国《合同法》第265条规定，原则上应由承揽人负担，但属于不可抗力的，则由定作人负担。该规定可谓比较妥当，贯彻了“天灾归物权人负担”的思想。关于劳务的风险，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我们认为应当采取并补充如下规则：该风险在受领前，应由承揽人负担，即不得请求报酬；在受领后或受领延迟后，由定作人负担，即仍应支付报酬。B.材料由承揽人提供时，工作成果交付之前，由承揽人负担风险；交付之后或定作人迟延受领的，由定作人负担。我国《合同法》隐含了这种思想。
　　(3)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中，按照“天灾归物权人负担”的思想，并贯彻债务人主义，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当由出租人负担。我国《合同法》第231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体现了债务人主义。
　　(4)货物运输合同。在货物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对于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非风险负担。我国《合同法》第314条规定了风险负担问题，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运费的风险应由承运人负担，即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请求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5)技术开发合同。由于技术开发属于开创性工作，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可能性。因出现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而导致技术开发失败的，其风险由任何一方单独负担，都将导致不合理。《合同法》第338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约定的，依其约定；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无法予以确定的，则由双方合理分担。系采合理分担主义。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是意思自治原则和公平原则的体现。
　　
　　
　　注释：
　　123崔建远：《关于制定合同法的若干建议》，载于《法学前沿》第2辑，第43、44、45、46页。
　　4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第373页。
　　5史尚宽：《债法总论》，第570—571页。
　　6《纽约法律修改委员会1954年报告》，第160—161页。
　　7徐炳：《买卖法》，第256—257页。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贷款诈骗罪问题探析

顾苗,女,安徽合肥人，230031,xingchi0516@163.com


当前，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际部门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处理却存有一定难度。为了提高司法适用水平，亟须加强深入研究。本文仅就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演变、法律特征以及司法实践中认定处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等方面作些粗浅探讨。
一、贷款诈骗罪的概念和立法演变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隶属于诈骗罪，是随着现代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从诈骗罪中分化出的一种新型经济欺诈罪。[1]新中国成立后， 对通过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的途径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际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有的则以违反金融法规行为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据资料表明，我国某沿海开放城市，近几年就有20多亿金融贷款被各种行业的老板骗取后携款潜逃。这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给不少单位和公民个人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影响社会安定。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加大刑事打击力度，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10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 193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二、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
　　贷款诈骗罪的法律特征取决于立法者的意旨，并体现在个罪构成要件上。具体地说，此罪具有以下特征：
1. 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所有权。
对此罪的客体，学界认识不一。如：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和正常的金融秩序[2]； 有的认为它侵害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3]； 有的认为它侵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和金融信贷秩序[4]。由于认识不同，司法适用上必然产生分歧。我们认为，按照刑法理论，贷款诈骗罪属修订刑法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其同类客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抑或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从立法上看，修订刑法将金融犯罪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如伪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等；另一类是金融诈骗罪，如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因此，两类犯罪侵害的同类客体显然不一样，将贷款诈骗罪等金融犯罪的同类客体归为金融管理秩序明显不妥。同时，认为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集体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妥。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贷款。这里的贷款包括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以及集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等的贷款，其款项性质有国有的、股份所有的、混合经济所有的以及集体所有的等等。同时，从犯罪目的上分析，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其犯罪对象不一定都是贷款，尽管大部分是贷款本身，如某些骗局中，行为人骗取贷款合同只是整个骗局中的一个环节，其至以不提取贷款为诱饵，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警惕，进而用骗取的贷款合同到处招摇撞骗。因此，贷款诈骗罪尽管最终还是非法占有金融机构的财产，但是此罪的犯罪对象除贷款本身外，还可能包括银行信用。可见，贷款诈骗罪侵害的直接客体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间接客体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而非金融管理秩序。
　　2.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5种情形， 其实质上可归结为行为人采用虚假的理由、证明文件或手段取得贷款。
　　一是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编造，即捏造[5]，无中生有。行为人以假引资或者编造效益良好的投资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贷款。诚然，这里的虚假理由，除了假引资、假项目外，还有其他类似于引资、立项之类的如假冒某集团扩大经营所需资金等虚假理由。
　　二是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这里的经济合同即涵盖了我国经济合同法所规定的全部合同种类。按照该法规定，所谓虚假的经济合同主要是指伪造（仿照真合同而制造出的假合同）、变造（篡改原合同的标的或数量或价款等主要条款而成的经济合同）、无效（以欺诈或胁迫等手段签订的合同）等合同。
　　三是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证明文件，一般包括伪造、变造或无效的存款证明、公司或者企业乃至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各种申请贷款时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是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贷款。这里的虚假产权证明是指伪造、变造或无效的由有关产权部门作出的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地产等不动产或汽车、货币、可即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而享有所有权的书面文件。
　　五是以其他方法骗取贷款。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指上述4 种情形以外的诸如伪造单位公章、印鉴或者借款后故意转移财产或拒不归还或者以假货币做抵押或者取得贷款后随即以破产诈骗、保险诈骗、兼并等方式转移债务，逃避还款义务等方法。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
（1）贷款后携带贷款潜逃的；
（2）未将贷款按用途使用而是挥霍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3）使用贷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4）改变贷款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的经济活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5）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
（6）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等等情形。
　　贷款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除了上述表现形式外，还要求骗取贷款的数款达到较大的程度才能构成犯罪。一般地说，根据当前的司法实践，以1 万元以上为数额较大的起点[6]。
3.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限于一般主体即自然人。
凡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贷款诈骗罪行为，均可构成此罪。从司法实践角度讲，实施贷款诈骗罪犯罪主要有4种人：一是真实的贷款申请人， 主要通过虚构有关事实骗取贷款，如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申请远远超出实际偿还能力的超额贷款；二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外部假冒某企业法人名义申请贷款的人；三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企业法人申请贷款的人；四是银行内部收受贿赂，与行为人相勾结申请贷款的人；等等。
4.贷款诈骗罪的主观上是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从法理上讲，贷款诈骗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主观上的诈骗故意不能离开非法占有之目的而存在，并且这种诈骗故意只能是直接故意，也即只有明知自己的贷款诈骗行为会发生侵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这样一种社会危害性，而希望骗取并占有贷款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此罪。需要指出的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可以产生在事前即预谋故意，也可以产生在事后，如骗取贷款后拒不归还等。但是，不管贷款诈骗的故意产生在事前或事后，其均由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所支配。因为，刑法中的希望和放纵，均针对危害结果而言，贷款诈骗犯罪的结果是占有贷款，据此而论，贷款诈骗不可能是放任而只能是希望。银行等金融机构自愿向行为人发放贷款行为，并非贷款诈骗罪的结果，而只是客观犯罪结果的前提，不能将对这一放贷行为的心理态度误认为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在金融机构放贷的情况下，行为人非法占有该贷款，对这种非法占有的心理态度才是贷款诈骗罪的主观罪过，而这种主观罪过只能是直接故意[7]，不可能在行为人放任自己非法占有贷款的结果的情况下产生。
　三、司法认定处理中应注意的问题
1、罪与非罪的界限
　　无论动机如何，构成本罪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即使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只要贷款到期后能够偿还，就不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是否采用了诈骗的手段来取得贷款的。第三，构成本罪必须是诈骗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是以非法占有贷款为目的，但是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可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2、非法占有目的之认定。根据立法精神，我国1997 年刑法第193条规定不处理不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之骗贷行为。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际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性侵犯。认定时，有人认为从以下3 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之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如果事实如此，尽管行为人在到期后无法偿还，也不能认定为贷款诈骗行为。因为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8]。
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 如果能说得通的话，那么，以下问题的提出又将如何处理：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如刘某伪造公司印鉴申请贷款200万元，后来发现刘属骗贷， 银行将刘某价值180余万元的房产等予以申请法院执行， 而司法机关对刘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难以认定，最终作撤案处理。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如王某将原申请用于装修公司房屋的贷款130余万元用作其他投资，其后银行向法院起诉， 申请对王某房产等用作偿还贷款，司法机关因难以查清王某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作撤案处理。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3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6 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9]。
3、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张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张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 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30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3 种[10]。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11]。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行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4、结果加重犯的处罚问题。
根据1997年刑法第193条第1款的规定，对贷款诈骗罪规定了3个量刑档次：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2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较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可以1万元以上为标准。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这里的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 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巨大，一般以5万元以上为标准。 所谓其他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等。三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里的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只具备其一即可。同时，所谓数额特别巨大，一般以20万元以上为标准。所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则主要指：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携带贷款逃跑的；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等。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后者属结果加重犯，司法实际部门在适用法律时应准确把握。
5、 单位的“贷款诈骗”行为，该如何处理？
在现实生活中、在司法实践中，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欺骗的手段（包括新刑法第193条规定的法定的几种欺诈类型）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时有发生。据报道，我国南方某省发生的45起贷款诈骗案件中有13起属于单位贷款诈骗[12]。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由于有单位作掩护，欺骗手段不容易被识破，诈骗成功率很高；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犯罪数额比自然人实施的要大得多，给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更严重，社会危害性更大。由于新刑法没有单位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使得单位贷款犯罪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助长了单位犯罪的有恃无恐。
　　那么，对单位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如何处理呢？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不是法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单位实施的诈骗贷款的行为，应定以他罪，而不能课以“贷款诈骗罪”。其理由是，刑法第30条明确规定，单位承担刑事责任以法律规定某种犯罪是单位犯罪为前提。而新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因此，如果单位实施了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的行为，则对该行为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13]。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尽管刑法没有规定单位要对其实施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尽管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为单位利益实施的该种犯罪行为从理论上讲主体是单位，但只要该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依法对单位不能对单位追究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法益侵害说，即指出不能以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实际上的行为主体是单位为由，来否认行为人的责任。即是说，从法益侵害上看，对于金融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的侵害无论行为主体是单位还是个人，作为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个人都不能逃避他应当承担的责任[14]。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追求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作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犯罪，则单位行为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就不构成犯罪。他们的根据是罪刑法定主义，主张尊重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15]。
　　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进行“贷款诈骗”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在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单位诈骗如何处理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五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应依照《刑法》（指1979年刑法典-笔者注）第151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二十万元至三十万员以上的，依照《刑法》（同上注）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这种处理方法其实是和上面的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
　　前述的几种理论观点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竟哪一种合理，是否合理呢？我们再来作一下分析。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有贷款诈骗行为的，构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竞合，事实上这种论点是否可以成立呢？笔者认为，持此种观点者并没有搞清两罪的根本区别，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贷款诈骗罪的对象只限于金融机构的贷款，不包括其他的资金，而合同诈骗罪的对象范围要大得多，为合同的标的。按照第一种观点，那么对自然人进行“贷款诈骗”也可以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了，又何需再设一个“贷款诈骗罪”呢？这种观点明显是不合理的，也没有考虑到新刑法将金融诈骗罪单列一节的立法意图。第二种观点中，单位实施了贷款诈骗行为，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仅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势必罚不当罪，放纵了主要的犯罪行为人，由自然人承担了一部分应当由单位承担的责任，不具有实质合理性，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种观点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认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这样就放纵了犯罪，势必成为单位骗贷行为泛滥、金融秩序被严重扰乱的驱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刑法第193条没有规定单位可以作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属于立法上的疏漏，应尽快从立法上加以完善，以解决无法可依或者罚不当罪的尴尬。
四、立法完善贷款诈骗罪的建议
从法条规定看，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排斥单位，也即任何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贷款，均不能构成此罪。从贷款业务上讲，申请贷款的大多是公司、企业等单位，一旦发生贷款诈骗之不测，法律便显得无能，无法对比作出应有的处罚，一些不法分子也就有可能钻这个空子，而规避法律，逃避打击。同时，贷款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与其他金融诈骗罪如集资诈骗罪等相比较，显然有刑罚不协调的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数额有的可能比集资诈骗罪还要大，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上讲，贷款诈骗罪并不亚于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1997年刑法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实乃一大遗憾。再者，从立法上讲，该条规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却没有考虑司法适用时的实际操作困难等情况，以致于造成认定处理上的偏差。此外，对合法取得贷款而投资经营一段时间后，因发生亏损感到无力偿还而抽回剩余资金潜逃，对此，如作犯罪处理，尚难以有法律依据。就当前的司法实践而言，如果将非法占有贷款和非法使用贷款这两种行为分别规定为贷款诈骗罪和骗用贷款罪，并规定相应的法定刑。骗用贷款罪因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可作轻罪处理，这样才能严密法网，有效地遏制和防范贷款诈骗犯罪的滋生蔓延。总之，司法机关要不断加强调查研究，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为立法机关提供实践素材，促使其对贷款诈骗罪作出适当的调整，以弥补刑法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参见王作富主编：《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增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2、参见王作富主编：《中国刑法的修改与补充》，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