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六类对象强化五项工作措施服务检察工作大局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王健 刘宗胜 张淑华


涉检信访工作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特殊渠道，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改善党群关系的重要手段。人民群众到检察院上访申诉，是对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尊重和信任。认真做好信访工作，一方面可以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了解公正司法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情况，为依法有效监督执法提供第一手材料。同时，通过及时有效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能够体现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出民主法治社会人人享有平等人权和尊严的基本要求。因此，做好涉检信访工作，对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促进检察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下面结合我院工作实际，针对上访人的心理特征及如何提高接访艺术，作好罢访息诉工作服务工作大局谈几点认识。
一、正确对待六类上访对象，不断提高接访艺术
控申部门是检察机关面向社会、面向百姓的重要窗口。近几年，随着形势的变化，检察机关的信访工作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态势，最为突出的是群众上访的无序性。控申部门的工作人员，每天都要与上访群众接触，除按有关接待规定认真接待来访群众外，还必须认真研究探讨接访艺术，以便迅速、准确地了解掌握和解决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让群众满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往往理不清头绪，工作没少干，上访群众不满意，有的上访群众还到检察长或有关领导那里去告接访人员的状。因此，针对不同的心理，采取不同的接访艺术，是接访取得成功的前提。在实际工作中，尽管上访群众的心理及上访目的要求千差万别，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和接待方法：　
一是“矛盾型”。工作中常遇到一些上访人，始终怀有矛盾心理，在告与不告的选择中犹豫不决，反映问题躲躲闪闪，断断续续，常采用试探、咨询的口吻，能明显地让人感觉到有“是说还是不说”的矛盾心理。究其原因，是这些人多与被控告人、被举报人有特殊的关系，或害怕自己上访被他人知道，或以前参与过有关事情，现时因与被控告人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才想举报，又怕举报后连累到自己，他们想在举报决心下定前从接访人员那里了解些政策，否则心里不托底。对待这种类型的来访群众，首先要打消其思想顾虑，尽可能地向其介绍有关法规制度，在谈话时要态度和蔼，心平气和，让其尽快消除紧张或害怕等情绪，增加信任度，从而能够说出真心话。千万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简单冷落，如果稍有疏忽，就会把他们推向放弃举报的一边。　
二是“不满型”。这种类型的上访群众是由于对被控告人的违法违纪行为不满而上访的。他们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作风、吃喝玩乐、挥霍无度、贪污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看不惯，甚至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有的公开表示“我们没有什么矛盾，就是看不惯他的做法，我们上访既无个人目的，也没什么特殊要求”。因此，上访时情绪激昂，声音宏亮，越说越激动，大有一种为民请命的架势。对这种类型的上访者，在接访中，既要对其举报问题的积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让上访人把要反映的问题说清说透，提供出具体有价值的线索。 　　
三是“政策型”。这种类型的上访者，熟悉国家的有关政策、法律和法规，而且能够应用这些法规去衡量身边的党员干部，对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进行控告。他们大多有较好的文化修养，说起话来有条不紊，而且常引用有关政策、法规，反映的问题有理有据，一般都不带急躁情绪和过分的言词，给人一种心平气和的感觉。其上访的个人目的很难真正反映出来，尤其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个人要求他是不会提出来的。在接待这种类型的上访群众时，要注意耐心听取，记录其反映的问题，更要讲究政策、法律和法规，谈话时要注意自己语言的逻辑性，讲究谈话的方式方法，对已听清楚的问题要依据政策法律、法规说话，对不清楚的要认真听、问仔细，不经过调查，切不可乱表态，以免给下步的工作带来被动。
四是“委屈型”。有些人是因自己受到了委屈才来上访的，受委屈的原因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多数是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公正的处罚或无根据的刁难等。再加上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廉洁，处理问题不公正，使这些群众的委屈不平衡的心理显得更加突出。上访时他们面带苦楚，有的在谈话中经常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先诉说自己的委屈，而后再揭发被控告者的问题。接待这种类型的上访群众，要对其抱有一种同情心，在谈话中，以恰当的语言进行安慰、劝说，但切不可对其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因问题还没有经过调查，只能明确告知：“我们一定认真调查核实，早日给你一个答复。”在边听边记录的同时，还要多与上访人进行交谈，不要让其有冷落的感觉。　　
五是“报复陷害型”。有的群众因个人某些意愿没有得到满足，与被控告者发生矛盾或个人局部利益受到侵害而上访。他们多数说起话来既感情冲动又缺少逻辑，有的对所谈的问题并不清楚，缺少真凭实据，多数属于道听途说；还有的搜集的问题较多，但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从只言片语中就会发现其真正的上访目的，即“你不让我好，你也别想安宁”。或为了给被控告人造成影响，降低威信，让其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或受一些别有用心人的鼓动，非把被控告人整下台不可。对待这种类型的来访者，我们对其反映的问题，要求其说出依据和线索，更重要的是要及时识别其真实目的，用政策、法律、法规对其说服教育，帮助其端正上访态度。如果他仍不醒悟，不能对其姑息迁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　
六是“纠缠型”。上访者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上访，其最终目的是自己获得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多数是不符合政策规定的无理要求。上访者以此为动力，反映问题心情急迫，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经常来纠缠访，或者到上级去上访。这种类型的上访人多数态度强硬，言语尖刻，喜欢挑接访人员语言上的毛病，也经常指责调查人员不认真，调查不彻底等等，总觉得自己有理，每次来访都把自己的问题重复多遍，给人一种软磨硬泡的感觉，觉得“不管怎么着，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上访者，一定要态度明朗，对其不合理的要求要坚决否定，不能摸棱两可，要把政策和法律、法规讲清，对已调查处理过的问题把调查结果处理意见讲清。对有无理纠缠行为的，要坚决予以批评教育，对其所反映的问题和无理要求区别开来，认真对待，尤其要认真加以解决。　
二、强化五项工作措施，服务检察工作大局
一是强化“一把手”工程。成立涉检信访领导小组，由检察长人组长，分管副检察长为副组长，靠上抓具体工作，控申、自侦、刑检、民行等业务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办事机构设在控申科。领导小组提请院党组研究制定了《涉检信访案件接待处理办法》，形成了各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责任到人、限时办理的工作机制。不断加大接访“硬件”设施投入，投资12万元高标准整修了接待室、接访室和公开听证室，购置了电子触摸屏、液晶电脑，设置了公开接访电子显示屏，安装了电脑自动受理系统，开通了举报网站。检察长亲自出面协调，与公安、法院、信访局等部门建立了横向联系机制，在县直有关部门、各乡镇聘请了26名联络员，不断加深信访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坚持每周检察长接访和预约接访，全省检察机关涉检信访集中整治专项活动期间，检察长全天候接待群众来访，对群众来访提出的问题，能够当场 解决的，当场予以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均给予热情耐心的解释答复，并落实到责任人限期办理。5月26日，德平镇西关村22名群众不服法院对村支书儿子故意伤害一案的判决结果，打着横幅到检察院集体上访。检察长明确表示，查清问题，限时反馈，使上访人当场打消了越级上访的念头。后经检委会研究讨论，认为法院一审量刑畸轻，依法提出抗诉，二审法院判决后，这起集体群访案件再没有出现反复。
二是强化全国文明接待室创建活动。在不断加大硬件设施投入的同时，要求办案人员用情办每一起案子，真诚对待每一位来访群众，真正做到“有访必接、有信必复、人要息诉、事要解决”，郑重作出“八不”承诺：即热情接待不冷落，便利群众不怕难，一视同仁不歧视，有访必接不推委，热情服务不厌烦，严格纪律不泄密，公正司法不徇私，践行承诺不护短。创造性地开通了举报“绿色通道”，建立了接访工作“征求意见卡”。与邮政部门联合向全县公布，在临邑辖区内，凡向检察院举报犯罪的信件，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注明“举报信”二字，不用贴邮票，免费邮寄；来访者可对接访人员的态度是否热情、言行是否文明、提供咨询是否明确、回答问题是否细致、处理结果是否满意等一一填写在卡内相应的栏目内，并可对接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如果来访者感觉当场不便填写，可带回去填写用我们事先贴好邮票的信封直接寄给检察长。自1997年以来，临邑县院两度蝉联“全国文明接待室”荣誉称号。
三是强化为稳定大局保驾护航。工作中突出一个“早”字：早发现、早介入、早控制、早解决，把及时、妥善处理集体访、告急访，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稳定工作大局的重中之重，通过超前工作使“两访”工作实现“平息事态，查清事实，息事宁人，稳定一方，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消化在基层”的最终目标。如在全国和全省“两会”期间，邢家园村上百名村民围堵县委，要求解决村支书及村两委班子问题，声言“如果不及时处理，就组织更多的村民到省进京上访。”我们得知情况后，马上启动“预警机制”，实行“三定一包”，定领导责任、定办案人员、定结案时间、包稳控息诉。首先由控申部门主动介入，稳定上访人员情绪，然后进行初查，并将初查结果移送反贪局，通过依法快侦、快捕、快诉，原村支书被判处有期徒刑。最后，协助有关部门彻底盘查了历年帐目，张榜公布，村两委顺利进行了换届选举。至此，一起一触即发的集体越级上访案件息诉罢访，县委、县府、地方党委政府及村干部和上访群众对检察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是强化实事求是，认真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高检院、省委和省院的统一部署，在集中整治涉及检察机关的信访案件期间，按照“一次到位、案结事了、息诉罢访”的目标要求，使一个涉检老户的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崔某1996年被检察院以贪污公款5924元起诉到法院，法院认定崔贪污2864元，判决免于刑事处罚，但没有退还未认定的款项,崔某因此成了接待室里的常客，经院党组研究决定，检察院先拿出钱来退给崔某，然后再和法院协调解决。
五是强化创新涉检信访机制。实践中我们依靠不断创新机制，走出了一条息诉罢访的新路子。一是尝试推行了与上访人签订停访息诉协议书制度，在检察院调查期间当事人停访停诉，检察机关承诺尽快调查处理。去年9月份，省院转来高检院关于王某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决定的函件。我们首先接触上访人，与其签定停访息诉协议书，然后马上责成专人处理此案。经调查，王某与当村干部的亲兄弟常年不和，既而发生殴斗，均致对方轻伤，公安机关以情节轻微，双方互有损伤为由没有立案。检察长与法院取得联系，由王某提起自诉，法院同意受理，王某愉快地接受了处理结果。二是诉讼手段与非诉讼手段并用。2000年，四川籍打工妹屈晓华在临邑打工期间与厂方发生纠纷，温州藉老板拒不支付2000元打工钱。由于屈晓华不懂法，错过了依法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一审二审都输了官司，最后到检察院申诉。鉴于生效判决并没有不当之处，老板已到上海发展，我们就通过温州商会临邑分会会长作工作，屈晓华终于领到了拖欠5年之久的血汗钱。三是举行听证会，通过公开听证处理申诉案件。如农村妇女李庆玲1999年9月因阑尾炎术后肠粘连，将医院诉诸法院，但无钱作医疗事故鉴定，极不情愿地接受了法院的调解，花费了6000多元的医药费只得到1500元的赔偿。因为手术造成的后遗症需继续治疗，医药费用不断增加，她不断向省、市、县有关部门上访申诉，我们在受理案件后，认为已经时过境迁，事实确实无法认定，就组织卫生行政部门和专专业人联合召开听证会，李庆玲对听证结果表示信服，决定罢访息诉。四是实行案件跟踪回访制度，彻底解决案件时息时诉的现象的发生。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案件时息时诉的现象时有发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家庭困难，有的受其它案件的影响，有的是受他人的唆使。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工作中不是一息了之，而是坚持回访考察。如我们对李庆玲回访考察前，与县卫生局领导的多次协商，共同捐资5000元帮助她度过难关，该村村民十余人鸣放鞭炮，送来“扶弱济贫，恩情似海，人民公仆，永暖民心”的锦旗，表达感激之情。又如今年8月份，我们获悉王敬满又被他兄弟打伤后，马上由分管副检察长带领控申部门的工作人员跟踪回访，会同公安机关妥善处理了纠纷，并促使两兄弟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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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并不复杂的争议引发关于该不该救助的讨论，案件各有不同，道理完全一样，救人者不是撞人者，听起来好说，理也正名也顺，但实践中却很难区分，因为司法的眼光放在低档，往往暗推社会悲剧的不断上演……


【简单的事件回顾】
　　　
　　　2009年国庆前夕，时代公司某等人围攻了时代公司，理由是他们在时代公司的土地上为孙某干了活，没有拿到工钱，要求时代公司承担债款，时代公司报案后，警察到场，考虑到六十年国庆大典，政府怕影响稳定，政府官员要求时代公司先垫付一部分，缓解围攻事件，平息矛盾，时代公司无耐之下也只好垫付。时隔三年之后，时代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时代公司再次垫付未垫完的工钱，时代公司表示，孙某欠债，时代公司应向孙某主张债权。
　　　法院经审理后，依合同法规定判定时代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时代公司表示不服，提出上诉。

【低能的裁判文件】

　　　民初字第11232号民事判决：依据《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告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债款十二万元。


【沙堆上建成孤塔】

法院的判决出现非纠不可的错误，内容上把“垫”款判成“债”款；形式上为本来没有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虚拟了权利义务关系；程序上把应为第三人地位者判成债务告，这份判决随意性很大，把第三人暂时替代判成法定债务，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这样的裁判不具司法专业性。垫付这是第三人暂时替代，法律明确规定，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据此查知，原审判决确定法律性质明显错误，原审裁判者没有严格依照法律规则裁判。
基于法律安定性的需要，基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统一性的要求，只能一个尺度一个标准，用一个确定的结论进行裁判。不能在两可之间、更不能可左可右，法律的共同秩序不能任由裁判者以不同的个人见解而各行其是，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一款第（二）、（三）、（四）项之规定，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时代公司一审时的诉讼请求。
　　　
【法律本该怎样写】

　　　1、时代公司起诉的基础事实：时代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形成建设大棚的合同关系，与时代公司之间没有任何法律关系。虽然刘某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以围攻时代公司的方式迫使时代公司无耐之下暂时替代孙某某还款，但时代公司自始至终否认与刘某之间形成建筑合同法律关系，一直督促刘某向其债务人孙某某主张债权，虽然刘某不明白法律规定而向假想的债务人强索债款，但进入司法程序后，审判者应当明白法律的基本规定，不能无原则随意作出违法的裁判。
　　　2、发生本案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公司曾有过垫付行为，暂时的替代是受鼓励的好意为之，并不能产生司法强制，否则就演变成“救人者”沦为“伤人者”的社会悲剧。
　　　3、需要追问的裁判标准：现行法律对垫付行为是否规定了强制性义务或者强制义务的具体法律规范是什么？
　　　4、全案查明的事实充分展现的是时代公司给刘某垫款的事实，汉字里的“垫”，在新华字典里的解释是：暂时替代。
　　　法律规定的性质属于第三人替代债务人向债权人还款。依据《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第三人列为该合同的诉讼案件的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了代为履行和不履行的法律效果，这个效果的本质是第三人代为履行，并未改变原有债权债务主体及债的法律关系。由此可见，刘某将时代公司列为“告”系诉讼主体错误；原审将时代公司判成债务人系定性错误，裁判结论违背法律规定，刘某应当向其原有债务人孙某某主张偿债责任。
　　　一、原审判决采用推定方式为理据，并罗列了“时空公司的工地上为孙某某建日光温室”、“刘某持有承诺书”、“派出所工作说明”三个环节为要件事实，但这三方面的事实均违背真相，整个裁判完全是当审人员的主观意见，并未依照现行法律规则认定债权债务事实。
　　　时空公司只将农用地出租给案件人孙某某，孙某某建成大棚后转包给当地村民，案件的基本事实是刘某给孙某某建设大棚，这一点在一审中有刘某的起诉书自认。刘某给孙某某施工农用大棚的行为，不能等同于商品房建筑市场及建筑法规范的开发商为无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承担工资发放责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指导意见明确规定，要严格按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司法，不能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本案时空公司将农用地出租给孙某某，孙某某至今还欠着时空公司的地租，“孙某某与刘某之间形成的建设大棚的合同”与“时空公司与孙某某之间的农地租用合同”以及“孙某某为刘某的债务主体”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三类法律关系，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权利义务，司法裁判应当分清“基本事实”和“纠纷事实”，在查清事实的前提下，抽取出要件事实作为裁判小前提，依据法律规范的大前提作出具有法律效果的裁判，这是司法最起码的基本问题。
　　　二、原审没有厘清“基础事实”与“纠纷事实”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基本事实还是纠纷事实，均不能打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用混淆或跨越的方式交叉裁判，就是典型的错判。
　　　本案中的基本事实是，刘某承揽孙某某的大棚建设，但何时发生建设，形成多少价款，有无具体合同，这些关键性事实一概空白，用刘某自己的隔空喊话，就让时代公司承担债款，于法于理不通。
　　　本案的纠纷事实是：刘某持有自己单方形成的承诺书，向时代公司主张债权，这在中国司法审判历史从未有过，刘某自己单方形成的承诺书，并非是与时代公司双方之间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绝对不能成为债权凭证，刘某虽然辩称有“陈某”签名，但是，时空公司是法人单位，依据《合同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四十八条规定，法人订立合同或对外意思表示，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公司盖章，刘某不能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凭证，原审将刘某单方形成的承诺书推定为时空公司的债权凭证，明显违背《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六十六条规定。原审错将无法确认的承诺书上来历不明的陈某签字列为法人意志，显然是违法认定。原审裁判文书中确认的纠纷事实（刘某要求时代公司垫款的事实），并非对裁判效果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原审采信派出所的工作说明，做出违背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作说明”仅仅表明派出所到过围攻现场，但绝不能看成债权事实。早在十年前，曾经有过司法判决，一审法院依据时代公司提供的四十人围观时代公司向告要债的证言，随即判决告还债，告上诉后，二审法院撤销改判，理由是：认定债权债务必须慎重，没有诸如欠条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率以间接证据的多寡确定债权债务关系。本案事实通盘表达的是时空公司的垫付意思表示，无论有多少证据，都不能将“暂时垫款”演变成“法定债务”，“垫付”与“偿债”永远不能并行，“垫付”是单方好意为之，不是侵犯当事人债权的违法行为，不能因为曾经承担过垫款行为，就必然上升为法定债务，原审判决违背现行法律规定和严格依法裁判原则，出现发回重审和改判的法定情形。
三、原审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之间发生致命错误：
　　　从刘某的起诉书及一审庭审记录均查知本案刘某与孙某某之间形成建设大棚的事实，一审自始至终未见到过合同，未见到过结算，更未见到过孙某某给刘某出具的债权债务证据，一审抛开基础事实，直接进入垫款情节审查，时空公司对以前的垫款予以认可，但一再强调是在刘某非法围攻的危机情形下，迫不得已，为确保六十年国庆的维稳需求，暂时替代孙某某给刘某垫款，对继续垫款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原审在基础事实不能查清的情况下，刘某仅凭自书的承诺随意主张债权，时空公司有权提出抗辩，法院的裁判依据中罗列了《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一款、第六十条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援引的上述法律依据，明显与案件事实不相符合，暂时替代行为不能转化成法定债务，法院判决发生了裁判依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强烈扭曲或绝对偏离的现象，属于适用法律明显错误。根据全案事实，应当依法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将第三人列为该合同的诉讼案件的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些法律规定意味着必须查清债权债务基础事实，必须以原有合同的债权债务主体为诉讼资格，这是最起码的司法审判规则，也是强制性司法程序，容不得随意变更。原审裁判及审理明显违反现行法律规则和法律逻辑，裁判结果变成沙堆上建塔，与事实没有对应性的条款援引得再多，也不过是无用的堆砌。
四、原审时代公司不具有请求权基础：
　　　垫款是单方行为，原审把“垫”款转化成“债务”，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刘某不具有要求垫款人承担偿债义务的权利，暂时垫付人不存在将暂时替代转化为强制履行的义务，原审错将没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虚拟成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破坏了司法权威，是非常危险的判决。
　　　民事法律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正确适用法律，首先必须正确定性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给案件定性或不能准确给案件定性，就无法准确适用具体法律，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适用的具体法律也不同，民事权益实现的效果就不同。其次是慎重确定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民事权利是民法规范赋予当事人实现其利益的可能性，是法律保护的权利；是义务主体为满足权利主体的利益应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拘束力，如果具体民事权利义务不确定，则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就不能确定，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作出的裁判就无法分清民事责任。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的事实错误，作出裁判时适用的法律就会无所适从。
　　　司法裁判规则要求，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必须确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为裁判依据，要求法官严格依据法律所确定的规范和程序查明要件事实，找到最密切的法律规范，保证依法裁判与公正司法，找到适合的法律规范是司法裁判中一项重要的连接规则，是保障立法者意图最充分地体现到具体案件当中，以此实现司法公平公正。
　　　找到适合的法律规范，首先是找请求权基础，接着需要寻找具体裁判规则。本案中，法院援引《合同法》为裁判依据，由于时代公司主张的纠纷事实是要求时代公司承担“垫付”责任，法院就必须查找主张垫付的权利请求基础规范，再查找垫付人承担强制垫款责任的法律规范。最终的裁判结果建立在即缺乏请求权基础，又缺乏强制垫付的裁判规范，原因在于一审忽略了最密切联系规则的司法常识。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裁判者必须严格依法裁判，当事人将案件提交到法院之后，法官不能凭良知或抽象的正义裁判，而应当依据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裁判，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同样的案件同样的对待”，实现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
　　　【案例参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旨：宁夏金泰实业有限公司与宁夏基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上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民二终字第35号：本院认为，本案《合资经营合同》不论是从名称上还是在实质上并不能认定其为完全的债务转让性质，虽然合同有关条款中有债务转让字样，但就该条款的实质来看仍然属于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情形，没有给原债权人设定义务，其与债务转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有无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而当债权人主张权利时所指向的对象不同。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并没有实质变更原合同债权债务关系的主体，当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没有实际发生或者没全面履行时，债权人只能向原债务人主张，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如果区建一公司、银川市商业银行等债权人追偿该笔债务，只能向金泰公司追偿，而不能向基荣公司追偿。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不论是属于联营关系还是合资关系，都不应认定为债务转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合同性质、效力以及关于双方合资损失承担判决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03]宁民商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叶小青 审判员陈明焰 审判员朱海年。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张永姝。
法律关系图谱
刘某（承包人） 承揽关系（债权债务） 孙（发包人）（租地人）


时代公司（债权人）（出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