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

作者：李鹏飞


摘 要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现有的立法均认同，公司注销意味着公司主体法人人格和公司生命体在法律上的彻底终止，公司注销意味着公司生命体如同自然人生命体法律上的死亡一样，其不再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不能继续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与责任，公司注销前存续期间产生的责任均应当在公司清算过程中予以了结。正是基于这一根深蒂固的理论的指引，导致很少有理论和现实的立法关注公司注销后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2006年1月1日生效实施修改一新的公司法，是在总结多年司法实践经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融合了先进公司治理理念基础上，对旧公司法的“革命性”修改。新公司法创立了多项先进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旧公司法有关制度缺陷。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新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后相应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没有做出系统规定。
难道公司注销以后，真的是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没有任何孽债了吗？难道这些孽债也随着公司的注销无需承担了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告诉我们，公司注销以后存在着大量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的承担与否将对相关社会主体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法律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社会利益的最合理分配，因此，法律不能对基于公司注销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视而不见，其应当将法律分配利益的功能发挥至最优状态，来解决这些责任的承担问题。基于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规定的缺位和司法实践中有关此类问题对笔者不断的敲打，本文尝试对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进行探讨。
本文共分三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基于中国公司法立法的缺位和现实司法实践引发的思考，提出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中国的公司法立法体系没有就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做出任何规定，这致使司法实践中，很多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没有相关主体来承担，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法立法缺陷和现有的司法实践使得笔者选择这一问题作为研讨对象。
第二章探讨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价值。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完善公司责任制度的需要；第二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弥补公司清算制度价值功能的缺陷之需；第三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规范公司诚信经营、促进市场经济和谐健康发展之需；第四部分阐明了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与国际先进立法和国内其他部门立法实践进行必要协调之需。
第三章在分析了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必要性基础上，就如何具体设计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提出建议。该章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阐明制度确立的指导理念；第二部分集中阐明如何具体设计该种制度，从公司注销后直接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公司注销后替代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的时效性、公司注销后责任承担的保险或基金制度的建立、与公司吊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区别等五个方面来阐述。

关键词：公司 注销 法律责任承担

第一章 中国公司法的立法缺陷与
司法实践引发的思考
传统的公司法理论认为，注销登记是指将清算完毕的企业（公司）由登记机关加以记录确认，记载该企业（公司）永远结束存在状态的商业注册行为。企业（公司）清算完结后，经申请注销登记，则企业（公司）的法人人格及非法人企业的经营资格即在法律上彻底消亡。 修订的新《公司法》第189条规定，“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国务院2005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 经公司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公司终止”。由此可见，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立法均认同，公司在履行了清算程序办理了注销登记后，公司法人资格终止。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拟制生命体的消亡，也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民商事主体因为终止而彻底退出市场交易，其不能继续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与责任。鉴于公司的终止会对公司的股东、债权人、债务人、职工以及国家等不同法律主体的各种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清算制度。新修订的《公司法》和新制定的《破产法》规定，公司基于破产、主动解散、被撤销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而解散导致公司终止的，公司必须依法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的目的为：在公司破产和解散的过程中，由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对公司未了结的业务、财产及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了结公司现存的各种法律关系，保护债权人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最终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从而为公司的终止提供合理依据。
上述表明，传统公司法理论和立法均认同公司注销前存续期间产生的责任均应当在公司清算过程中予以了结。正是基于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指引，导致很少有理论和现实的立法关注公司注销后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2006年1月1日生效实施修改一新的《公司法》，是在总结多年司法实践经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融合了先进公司治理理念基础上对旧公司法的革命性修改。新公司法创立了多项先进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旧公司法有关制度缺陷（进一步完善了清算制度）。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新《公司法》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没有做出任何规定。究其根本原因是理论界和立法者对公司清算制度的确立及其所肩负的使命带有极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即认为通过不断完善公司清算制度就可以妥善解决公司存续期间行为产生的相关责任。然而司法实践告诉我们，现有的清算制度并非一个万能的钥匙，能够了结所有的法律关系、平衡各方的合法利益。下面的一个案例能够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来印证公司清算制度价值功能的缺陷与不足。该案例的内容如下：
2000年3月1日，来仪广告有限公司与金龙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告架委托加工制作协议》，协议中约定：“金龙广告公司受来仪广告公司委托，在一居民小区建筑物上安装来仪广告公司发布的广告牌。施工过程中，因金龙广告公司施工安装原因造成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以及人员损毁和其他连带损失的，由金龙广告公司负责修复和赔偿。”金龙广告公司施工完工后，来仪广告有限公司向金龙广告公司支付了安装费。 时至2004年12月，放置广告架的居民小区建筑物屋顶及外墙面出现规则水平状裂缝，小区业主以广告牌损毁建筑物为由起诉来仪广告公司，最终法院确认事实为：建筑物被损确系广告架安装位置不当、设计有误造成，判决来仪广告公司赔偿小区业主修复建筑物总费用的80％及广告牌拆除费、案件受理费合计141667.00元。法院判决后，来仪广告公司向小区业主支付了上述费用。之后，来仪广告公司根据与金龙广告有限公司签订了《广告架委托加工制作协议》及上述判决书中确认的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金龙广告公司承担因为安装广告架位置不当、设计有误给来仪广告公司造成的损失。法院受理后查明，金龙广告公司已经于2003年5月13日办理了注销登记，故要求来仪广告公司最好申请撤诉。来仪广告公司撤诉后，进一步查明，金龙广告公司的股东在公司注销前，通过清算分得了部分公司剩余财产，随即决定起诉金龙广告公司的股东，要求金龙广告公司的各位股东承担金龙公司给来仪公司造成的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金龙广告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由股东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清算结束后申请了注销公司登记。由此金龙广告公司已经终止，公司已经消亡，不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股东按规定履行了组织清算的义务，而且依法仅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无义务用清算后分得的财产承担公司的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一旦进行了分配就转化为股东的财产，不再是公司财产，故驳回来仪广告公司的要求金龙广告公司股东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通过本案，我们可以看出，公司经过合法的清算程序不能完全了结所有法律关系，并不能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其实，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公司注销以后存在着大量的法律责任，这既有公司存续时本身行为产生的责任（如上述案例中安装广告的施工责任），也有公司清算过程中产生的责任（如清算人员的侵权责任）；既有公司注销时的确定责任（如应付款），也有公司注销时不能确定的责任（如合同相对方是否追究的违约责任）和注销后可能存在的或有责任（如已出售的产品责任、已售房地产项目的保修责任、竣工工程项目的设计、勘察责任等）等。这些法律责任因为法律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制度加以规范解决，使得相关当事人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现实中，巨资购买的房屋（或其他商品）在保修期内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时，因为房产项目公司被注销而告状无门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购房人、消费者只能是自认倒霉。而那些公司的缔造者们可能在利用着从已被注销公司中分取的巨大利益在欢快的享受着美好人生，或者在利用着另一个项目公司在做着同样的游戏。上述案件中金龙广告公司获取了收益（安装费），而来仪广告公司不仅付出了安装费，还因为金龙广告公司的行为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来仪广告公司又因为金龙广告公司的清算注销而无法向其和其股东追偿。很显然，这一事实表明法律对来仪公司投资者和金龙广告公司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是不平衡的，对来仪广告公司的投资者而言是不公平的，而造成这不公平的事实恰恰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的公司清算注销制度。作者认为，法律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对社会利益的最合理分配，因此，法律不能对基于公司注销产生的利益分配不公问题视而不见，其应当将法律分配利益的功能发挥至最优状态，来解决这些责任的承担问题，法律的终极价值是追求公平，在实现公平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应当成为法律追求公平的障碍（过错责任向严格责任的让步，胎儿无人格论向胎儿有限人格论的低头莫不如此）。霍姆斯的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就是对法律追求最大现实正义的经典诠释。现有公司清算制度理论坚持以公司清算完毕注销为结点，完全抹杀相关债权人主张合法权益的观点应当加以改变。
笔者认为，现实的司法实践给我们的启示是，现有的中国公司法体系中法定清算注销制度无法解决公司注销后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无法保护相关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平衡公司投资者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由此，公司法的立法缺陷和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得笔者主张中国公司法应当建立系统的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最大程度的体现法律的公平性。下述，本文将以探讨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价值为基础，在分析确立该制度的合理性后，借鉴现有立法实践并结合实际，阐明如何具体设计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

第二章 中国公司法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
承担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价值
一、完善公司法律责任制度的需要
公司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中规范公司合法设立、组织形式、规范运作的最重要的法律规范。一般而言法律规范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构成。行为模式是对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界定，法律后果是对法律关系主体违法行使权利或者不履行义务所提出的制裁——一种明确的不利法律后果。公司法律规范要想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理念，除了分配好公司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也要明确公司相关主体违反公司法规范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平衡公司投资人和社会其他主体的利益。中国公司法基于这一理念指引，在公司法的立法中确立了相关的公司责任制度。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责任法律制度包括设立公司时相关主体的责任，如股东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公司不能设立时的法律责任等；还有公司存续时的相关法律责任，如公司股东的资本维持责任、董事和高管人员的违法担保责任等。上述这些责任都是公司终止（注销）以前的法律责任。但是目前的公司法律责任体系中不包括公司终止后的法律责任。相比较，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体系不仅确立了自然人生存期间的法律责任制度，而且以继承制度为介质还确立了自然人死亡后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制度，如规定被继承人生前所欠的债务由继承人在接受继承财产的范围内负责偿还的规定。公司作为法人具有拟制人格，如同自然人一样，有其出生、成长、死亡的历程，其注销后同样存在如何解决其存续期间产生的法律责任的问题。因此，中国公司法应当确立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承担制度，以完善公司法律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的公司法律责任制度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此外，公司法人制度的飞速发展，使得公司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公司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得人民越来越关注公司社会责任体系的建立。新《公司法》第5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近年来，法学界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著述也甚多。如同公司法的规定一样，公司的社会责任理念要求，公司的经营要遵照法律和道德的要求，诚实守信；在获取盈利的同时，要承担必要的社会义务，为社会多做贡献。笔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包含着两个层次的标准要求，一个是遵守法律，依法经营；一个是按照崇高的道德标准，为社会多做贡献。前一个标准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低层次标准，后一个标准是社会责任的高层次标准。也可以说，不危害其他主体利益（诚信经营）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低层次标准，积极为社会多做贡献（负担公益事业、捐赠等）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高层次标准。笔者认为，要求一个社会主体遵守高层次的行为规范（如道德）时，一个良好的前提是社会主体已经充分遵守了低层次的行为规范，否则倡导社会主体按照高层次行为规范行事就是不现实的。如果因为公司的注销，使得基于公司行为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产品责任事故、重大工程责任事故得不到解决，使得相关受害人的权益无法得到救济，那还何谈要求公司去承担公益事业，去实施捐赠呢？因此，笔者认为，确立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承担制度是建立公司社会责任体系的基础，是完善公司责任体系的必然要求。
二、弥补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功能的缺陷之需
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基础在于：在公司出现需要终止的事项时，对公司的出资、业务、资产、负债等进行全面的清理，了结公司的相关法律关系，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法人制度的创立是人类社会步入商品经济社会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是牵引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最有力的火车头。事实证明，公司法人制度有着巨大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现代公司无论怎么改变更新，但是公司法人制度的精髓没有改变——公司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公司以其资产为限对外承担责任。公司法人制度不仅在社会中增加了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丰富了社会组织的构成，而且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进行活跃的投资，推进了资本社会化的进程。但是，公司法人制度的产生是投资者利益与交易相对人利益博弈的结果。当我们热情讴歌公司法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制度同样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锋利割杀着商业社会中善良的交易对方。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公司的有限责任性在吸引和保护投资者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投资者大玩金蝉脱壳、空手套白狼，恶意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责任，损害交易相对方的法宝。公司是投资人利益与交易相对方利益（债权人利益）博弈的结果，公司法规范是法律对投资人利益和交易相对方利益分配的法律形式。在公司设立、发展、终止的过程中，法律应当全面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公司设立时要求资本真实、充实，是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举措，公司终止时，要求按照法律规定，履行严格的清算程序，也是法律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一个举措 。
我国《公司法》第181条和184条规定：“公司发生解散事由时，除合并、分立导致的解散外，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法定清算制度对于债权人来说是保证债权安全的一项重要制度 。毋庸置疑，公司清算制度在促进公司主体规范退出交易市场、保护交易相对人权益、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作者认为，不能将公司清算制度看作是预防公司法人制度弊端、保护交易相对人利益的最后防线，看作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不能认为“债权人只要充分行使自己在公司清算程序中的权利，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应该会出现找不到合法的债务主体的情况” 。将公司清算制度看作是了结公司所有法律关系、全面保护交易相对人权益的仙丹妙药，并主张公司清算后经过注销即所有法律关系归于消灭的观点，有着太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公司清算制度的确不能承受如此之重，我们必须对既有的公司清算制度的价值功能进行必要的检讨。
我国《公司法》第186条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发布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我国《破产法》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予以公告”。这些规定是公司普通清算和破产清算过程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性条款。但是这些规定并非能保证“不应该会出现找不到合法的债务主体的情况”不发生。理由如下:
1、有些公司存续期间较长，经营业务复杂，债权人众多，不能全面知晓债权人或者准确知晓债权人的联系方式，这必然导致公司在清算时不能有效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务，致使债权人漏报债务，无法实现债权利益；
2、有些公司帐务管理混乱，公司业务记载一盘散沙，也会出现不能有效通知债权人的情形，致使债权人漏报债权，无法实现债权利益。
3、有些公司对是否对外负债，判断不清。商业社会中各种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绝非都像借款关系那么简单。在某些情况下，判断是否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相关专家亦不可能断然认定。对于一般企业而言，不能准确认定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形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由于对负债性质认定的不同，也可能导致公司不能有效通知已知债权人的情形发生，致使债权人漏报债权，无法实现债权利益。
4、公司清算过程中可能产生侵犯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公司清算过程中，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成员、或其他债权人均可能违法侵犯相关债权人的利益。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责任如何解决，而这些侵权行为往往又是恶意的，被侵害利益的人更不会被通知申报权利，因此，这些侵权行为产生的责任很少能在清算程序中解决，即公司清算完毕注销后，相关被侵害人的利益仍未得到救济。
5、公司清算时，还有很多或有债权不能解决。本文在前言部分提到的案例中叙明的情况以及已出售的商品的产品责任、已售房地产项目的保修责任等均属于清算时不能解决的或有债权情况。公司清算完毕后，如果发生产品责任或者房地产的保修责任，则相关权利人会因为公司已经清算完毕被注销后，没有责任主体，无法主张权利。
6、现实中，公司的清算公告制度存在重大弊端，不能有效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而有些投资者也往往利用公告制度的缺陷，故意“装傻”，将已知债权人视为未知债权人，以一纸公告应付了事，进而达到逃避承担债务的目的。
上述情况的存在表明，即使债权人有千般本事、万分谨慎，也无法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现实中，债权人会经常因为上述情形的发生而告状无门，求债无路，只能自认倒霉。
综上阐明，公司清算制度不是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灵丹妙药，不应是确保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的最后防线。笔者认为公司清算制度能够承担的价值功能为：公司终止前，确保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受损害的重要一环而非最后防线，在这一过程中，希望通过清算能够最大程度解决公司与相关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平衡投资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进而有效遏制公司的法人人格被滥用现象的发生，确保公司有序退出市场交易。这一结论是在对既往理想主义模式下公司清算制度的进行检讨后做出的。既然公司清算制度不能全面保护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那么就必须引进新的制度体系来弥补它功能不足。笔者认为，公司清算是公司注销前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关键一环，对于公司经过清算并注销后如何保护债权人利益，应当确立新的责任承担制度，将该制度作为公司清算制度价值功能的补充者，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公平的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的安全。
三、是规范公司诚信，促进市场经济和谐发展的必需
现代社会中，公司是自然人以外最主要的民事主体，公司的行为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公司在促进社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公司作用的主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司也常常成为危害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现代社会中，公司并购成为一种时尚，通过并购，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帝国。这些公司帝国不仅掌控巨额的社会财富，甚至在经济领域垄断某一区域乃至全球的市场，而且越来越多的公司已成为社会政治背后的实际操控者，公司在通过着自己的力量改写着人类历史的片段。公司的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要求人民必须重视对公司诚信的关注。社会主体诚信的建立，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倡导，通过教育手段呼吁社会主体的诚信意识，提高主体的道德情操，另一种是对不诚信的行为予以规制，通过规制发挥法律和道德的指引作用，消除社会主体存在的侥幸心理，引导他们建立起诚信做事的良好习惯。
毋庸置疑，公司法人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绝对完美的。当我们热情讴歌公司法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制度同样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在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锋利割杀着商业社会中善良的交易对方。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及股东、公司责任的有限性在吸引和保护投资者的同时，往往也成为投资者大玩金蝉脱壳、空手套白狼，恶意利用公司法人人格逃避责任，损害交易相对方利益的法宝。为了遏制公司法人制度的弊端，立法者可谓是费尽心机。公司立法中确立的资本真实、充实制度、禁止抽逃注册资本制度、“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都是立法者为了纠正公司法人人格弊端所采取的防治措施。但是现实的司法实践告诉我们，这些制度还不能成为遏制投资者滥用公司法人人格、恶意逃债的万能钥匙。目前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项目公司（尤以房地产公司为多）的大量存在就是最好的实例。项目公司通常是做一个项目就“死亡”，股东分完项目利润后再重新注册公司，而这种效果是股东只享受利益却不担责任。以房地产开发为例，项目开发导致的或有责任有时是多年之后才能发生的（如保修责任），项目开发完毕后即注销公司可以使得投资者轻而易举的逃避掉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一现象对其他行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启发效应”，其他领域项目公司也是遍地存在，项目完毕，公司注销，投资者分享收益盛宴，而相关消费者在受到损失时却因项目公司被注销而告状无门，只好自认倒霉。很显然这种现象是法律蕴涵的公平与正义所不能容忍的，是社会的良知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必须打破传统观念，确立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的承担制度，遏制公司借助注销公司的手段来逃避债务的行为，规范公司诚信经营。公司的趋利性决定，公司的诚信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基于公司的良好道德情操而自觉建立，公司诚信制度的建立需要法律明确规定不诚信行为的法律后果，使得公司清楚此种不诚信行为的违法代价，进而基于对法律敬畏而诚信经营。
四、是与国际先进立法和国内其他部门立法实践进行必要协调之需
中国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立法均认同，公司在履行了清算程序办理了注销登记后，则公司法人资格终止。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拟制生命体的消亡，也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民商事主体因为终止而彻底退出市场交易，其不能继续享有相应的权利，也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与责任。
司法实践中更是认为，公司在经过注销后，其法律人格已经灭亡。由此，其本身自然不再成为任何责任的承担体，其存续期间所产生的责任自然也应是“人死账烂”。笔者在第一章引用的案例就印证了这一观点。本文上述已经阐明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以继承制度为媒介建立了自然人死亡后的法律责任承担体系，已经否认了“人死账烂”的观念。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实践中也应当纠正“人死账烂”的观点。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公司作为组织体的消亡与自然人的死亡的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那就是公司消亡后，其组成元素并非如同人的血肉一样灰飞烟灭，作为组成元素的股东（无论股东是自然人还是组织体均不受影响）通常大量的独自存续。反观，公司存续期间的意志的产生，并非来源于公司的本身，而是公司股东意志的结晶。由此，公司的债务和责任的产生也与股东的意志存在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因此，从公司的责任根源于股东的意志和利益、公司的消亡不影响股东的存在的客观情况来看，股东对公司注销后产生的债务不能就此袖手旁观，其应当承担责任。事实上，我国香港地区的公司法的立法实践已经否认了公司注销后基于法人人格的灭失即产生“人死账烂”的法律后果的论点。香港立法局1984年颁布的《公司条例》第155条规定，（一）凡遇公司举办结束，所有过去及现在股东同人对于公司资产，须负摊派债款之责，其数额若干，以足支付公司债项，责任，举办结束之诉费及费用，暨为调整摊派人相互间之权益等，但须遵照本条（二）项之规定与下列各项之限制办理--（甲）在结束前终止为股东达一年或以上股东同人，不须负摊派之责。（乙）过去股东同人对于公司在其人终止为股东后所成立之债务或责任，不须负责。(丙）过去股东同人不须负摊派之责，但法庭认定现在所有股东同人无力遵照本条例之规定担摊派之责任者不在此限。……（三）凡有股本之担保有限公司举办结束，该公司各股东同人除遇公司结束时对于公司资产负担出资若干金额之外，其所占股份如有尚未缴足股款者，须负责摊派补足之。由此，香港的公司立法实践表明，公司举办结束（终止）后，其股东应当对公司的债务负有摊派之责 。由此可见，香港的公司立法已经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做出了明确细致的规定，值得大陆公司法借鉴。
此外，法律制度极为发达的英国和美国也均在立法实践中主张公司终止后还需对公司的债务做出安排。例如《英国清算法》规定，公司通常自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后解散；应利害关系人申请，可延迟解散（《英国清算法》第210、205条），法院有权在公司解散后12年内随时宣布解散无效（《英国清算法》第651条）.为解决公司解散后的法律问题，防止公司将解散作为逃避责任的手段，美国州法律规定，公司在解散之后仍存续一段时间，以便人们可就解散之前的权利主张起诉公司（注英美法系的解散与大陆法系的公司终止是同一个概念） 。
由此可见，国际上法律制度发达的国家（地区）已经在公司法立法实践中确立相关制度，来解决公司注销（终止）后的法律责任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比重逐年增加，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了数量众多的企业，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7.5万户 。中国企业也大举展开境外投资,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达到906.3亿美元 。中外经济高速融合的结果使得中国在立法方面越来越注重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制度的对接。中国近年来制定、不断修改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外商投资的法律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积极与世界发达国家（地区）的先进法律制度相协调的结果。2001年11月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更加注重与世界贸易法律规则进行对接，已经修改完善了很多法律规范。既然，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制度已经为国际上法律制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公司立法所确立，且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因此，中国公司立法也应当借鉴该种制度，在公司法体系中确立公司注销后的法律责任制度，加强与国外和地区先进法律制度的协调，减少与国外（地区）法律制度的实体冲突，更好的为吸引外资和开展境外投资服务。
在我国公司法司法实践领域中坚持公司法人人格终止导致公司“人死账烂”观点的同时，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却采用了更加务实的态度来解决公司终止后相关刑事责任的追究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嫌犯罪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如何进行追诉问题的批复》中阐明：“涉嫌犯罪的单位被撤销、注销、吊销营业执照或者宣告破产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对实施犯罪行为的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不再追诉”。根据该文件的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并不能因为单位的终止而豁免其行为所产生的刑事法律责任。既然我国的刑事立法已经明确规定公司注销后仍然要根据情况追究相关刑事法律责任，那么中国的公司法立法体系就十分必要对公司注销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做出规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国家法制统一的立法指导理念。
新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证据作了很大的修改，增加了证据的种类，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的一些内容，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瑕疵证据补强规则，特别修改了证据的概念，引起了证据相关理论的重大变化。定案证据应当符合四个基本要求：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相容性。不合法的证据可分两种：一是非法证据，二是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必须排除，瑕疵证据应当补强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于违反管辖、回避规定取得的证据应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按不合法的证据进行判断，运用证据判断事实不要迷信专家证言和科学证据。但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取证主体不适格的证据的判断问题和证据运用问题，本文试作讨论如下：
一、证据概念变化与定案证据的四个基本要求
原《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依原来的证据概念，1、只有能证明案件真实的证据材料，才能算得上证据，否则连叫“证据”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称为“证据材料”；2、证明的内容是案件事实，这里案件事实有人认为就是指定罪事实，也有人认为应当广义理解，包括定罪事实和量刑情节，但不管是那种观点，内容都是案件事实本身，而不是反映案件事实的材料。正是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称得上是“证据”的，就必然是客观真实的事实，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按客观真实判案，所以我们有时会从这些证据材料中找出真实的东西，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源于证据材料而又不拘于证据材料进行判案。这种按客观真实判案的做法历来为主张按法律真实判案（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的学者所诟病。因为，如果证据都是真实的事实，又何须规定所有证据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呢？这种矛盾的规定的根子在证据的概念。这次将证据的概念修改后，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既克服了法条之间的矛盾，也与普通老百姓对证据的认识相一致。只要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至于这些证据是不是真实的，客观的，有关联的，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庭审质证，并经过法院认证，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将材料是不是证据与该材料能不能采用区别开来，这就是证据的可采性。
那么，可以被法院采信的，用作这定案的证据有哪些要求呢，笔者认为应当具备如下四个基本要求：真实性（内容真实，且符合客观规律和经验法则）、合法性（收集程序合法，形式符合法定种类）、关联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在间接证据定罪中，关联性表现为证据链环环相扣）、相容性（全案证据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说矛盾可以合理排除）。定案证据证据的四个基本要求中，真实性与合法性是对单个证据的要求，关联性与相容性是所有证据之间的要求。其中真实性是定案证据的本质要求。真实性与客观性相连，客观性强的证据，其真实性强，但客观性往往受证据收集者的态度与立场的影响，所以客观性不是对证据的基本要求，而是对证据收集者的要求。
二、定案证据四个基本要求的审查判断
（一）真实性审查判断。审查判断证据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发现疑点才能提出质疑，其中真实性判断表现为一种质疑。《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对“证据确实、充分”规定了如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也是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司法实践中，判断真实性要与嫌疑人的年龄籍贯、家庭环境，生活经历、文化程度、认知能力、宗教信仰和情感体验有关。合理怀疑就是根据生活的一般规律判断时，对超出了人们一般经验的情况予以质疑。例如，一个文盲的证言，如果我们审查发现笔录中他出口成章，签名工整，我们就会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一个方言独特的地方、年岁较大的被害人、证人的陈述，如果笔录中都是纯正的普通话，我们也会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事实上，我们审案件时特别相信夹杂着方言土语的笔录。情感方面的质疑表现为，如果一个人没有那一段情感经历，很难有那种情感体验，说出那样的语言。鲁迅先生曾想到去蹲监狱，体会一下坐牢的滋味，以便能写出犯人的感情。网上口水仗打得正欢的方韩大战，就是方舟子怀疑韩寒的作品有人代笔，方舟子的质疑方式一是从客观方面质疑。韩寒高一、高二时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但他在此期间创作的《三重门》表现出知识的丰富程度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超过了研究生。二是从年龄、情感方面质疑，韩的一些文章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场景不是韩寒的时代，特别是情感经历不是一个16岁的孩子所能有的。实际案件中，如果行贿人与受贿人对5年来十多笔甚至几十笔行贿的时间、地点、数目都讲得一毫不差，而又没有相应的如银行记录或者工作笔记予以佐证，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理由怀疑笔录是指供诱供的结果，因为违反一般的记忆规律。等等。
（二）关联性与相容性审查判断。关联性是对一个人逻辑思维能力的检验。一个案件不可能只有一类证据，而可能有多个、多类证据，往往同类证据中又有多个证据，单个证据可能与案件事实无关，但经过多个环节转换，就成了与案件事实有关的证据。这往往离不开逻辑推理。相容性则是审查多个、多类证据，判断相容性的前提是发现矛盾，然后排除矛盾。多个、多类证据中可能在犯罪时间、地点、行为、原因、结果、性质、情节和犯罪嫌疑人及其着装等等方面发生矛盾（客观真实的证据并不是说没有矛盾），这就要根据当时的场景和个人的经验对矛盾进行排除，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比如因为色盲而对蓝黑着装不分，或者因为天气较暗对蓝黑着装不分。排除矛盾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复核，查清真相，不能想当然。更不能以多取胜，按多数人的说法认定。比如，现场有10个说看见的作案人是张三，1个人说看见作案人是李四，你就按多数人的意见认定是张三作案，这是很危险的办案！坚决杜绝隐匿证据，将不利指控的证据从侦查卷宗上拿下来的行为，但复核的证据可放入内卷。排除了疑点后，所有证据是否需要拿到庭上举证值得研究（这将很不便于举证）。笔者认为，应将矛盾证据和复核证据一并提交法庭质证，这实际上是将排除矛盾的方法、理由也交法庭进行质证，如果排除矛盾的理由不充分，还可经过法庭质证进行纠正，防止错案，如果不提交法庭，就减少了纠错的机会。
（三）合法性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过去容易忽视，在越来越重视程序公正的今天，证据的合法性问题得到空前的重视。特别是《两个证据规定》中很多就是针对合法性的，并且提出了审查证据的具体方法，也对非法证据和补强证据作了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要弄清哪些证据不合法及怎样处理。不合法证据分为两种：一是非法证据，二是瑕疵证据。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即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瑕疵证据应当补强，才能作为定案证据。总体而言：七类证据中：鉴定意见不存在补强的问题，有瑕疵存在就鉴定意见就要排除，非常严格。其他种类的证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及辩认笔录都有可能存在被排除的情形，也可能存在瑕疵的情形，可以通过补证完善证据合法性，从而作为定案证据。补强证据有两种方式：办案人员补证和作出合理解释。
需要强调的是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定与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定是不同的。虽然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并不是所有违反该条强制性规定的证据都要排除。“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其中，“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中一般不包括引诱、欺骗的行为；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也一般不包括引诱、欺骗行为（这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规定不一致）。司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上述规则，一是要准确把握审讯的严肃性、严厉性与刑讯逼供相区别。审讯不排斥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更多的是讲政策和法律。审讯的语言不文明、暴粗口取得的证据合法，因为这种行为根本不会达到刑讯逼供的效果。二是要把运用智慧的办案技巧收集证据与故意入人罪的引诱、欺骗相区别。设计囚徒困境，让对方陷于两难决策而供述，不是引诱，而是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本性。三是要把审讯环境的选择与威胁相区别。制造让嫌疑人产生受压迫感的环境，利用居高临下的位置，让嫌疑人产生被压迫感不是威胁，取得的证据合法。此外，“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其补正方式在于进一步强化证据链，并对取证环境作出说明。比如刑讯逼供后根据犯罪嫌疑人交代或指认，在非常隐秘地方取得的凶器、血衣等物证，第一要进行指纹、DNA对血迹进行同一性鉴定，第二要对凶器取得过程录相、拍照，以说明环境地的隐秘性，若非犯罪疑人亲力亲为不可能知晓，从而证明证据的真实性。
三、关于几种不合法证据的审查判断
除《两个证据规定》中的一些不合法证据的情形外，司法实践中还会碰到几种不合法证据：一是违反立案管辖收集的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检察院没有权力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除非这种刑事案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且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0年版）》第3•5条）。“人民检察院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在上述情况中，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人民检察院侦查渎职案件时，对重特大渎职犯罪所涉及的必须及时查清的案件，经上级人民检察院同意，可以并案查处”（《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2010年版）》第3•9条）。如果检察机关违反了上述程序规定，或者违反程序规定后，通过上级再补办手续而取得的证据，属于取证主体不合法。此时取得的证据是属于应当排除的情形，还是属于可以补强的情形，法律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取得的实物证据经过补强可以认可。因为，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法治原则，法治原则的核心是限制国家机关的滥用职权，如果违反职能管辖取得的言词证据不排除，这会使一些检察机关有例可援，造成一种滥用职权的示范效应。所以，违反职能管辖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与放纵一次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作为法律机关，检察机关更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
二是违反回避规定取得的证据。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回避决定前，相关人员所作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由作出回避决定的机关根据案情决定。但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或者审判阶段才发现，此时证据的合法性怎么认定？笔者认为，此类证据的采信原则应当为：言词证据应当重新取证，进行转化；实物证据可以直接使用，进行质证。这符合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例如某公安机关与烟草行政人员联合执法被张某殴打，张某涉嫌妨害公务罪被逮捕。审查起诉时发现：参与执法的公安人员既是案件的侦查人员，又是本案的被害人或证人，违反了回避的规定，两种角色中只有一种证据可采用，根据法理学原理，应当优先作为证人、被害人。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更换侦查人员重新讯问、询问。
三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未到场取得的言词证据。现有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办理未成年人的司法解释，对审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都有要求其法定代理人或者监护人在场的强制性规定。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但司法实践中并没有认真落实。那么违反规定而取得的讯问笔录是非法证据，还是补强证据？笔者认为应根据诉讼环节后面的机关在其法定代理人、监护人到场时进行审讯的情况处理。诉讼环节后面的机关要对诉讼环节前面的机关所作的供述进行核实，以确认诉讼环节前面的机关所取供述的真实性。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认，或者与前期供述不一致的，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出发，认定前期供述排除，以后期供述为准。
四、关于运用证据审查案件应当克服的几种倾向
查明事实必然运用证据。大凡立案侦查就会带有追究责任的欲望，所谓客观公正地、实事求是地收集证据认定事实，再对事实进行判断定性，这只是侦查的理想状态，侦查部门大都有入罪在先的观念，最少也存在定罪在先的观念。所以，审查判断证据，一定要倾听犯罪嫌疑人的辩解，听取其辩护人的意见。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克服如下几种倾向：
一是过分依赖、相信口供。中国古代奉行“口供是证据之王”，没有口供不能定罪，但口供最不稳定。口供是直接证据，并且影响破案的成本和效率，历来为侦查人员所倚重。公诉部门审查案件，也存在过分相信口供的问题，嫌疑人供认不讳，就觉得省事、放心，从而放松对证据的要求。其实，包括口供在内的所有言词证据都不是可靠的，因为人趋利避害，离苦向乐的本性，还有自尊心会美化人的动机、行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可能推脱责任，被害人会夸大其词，证人会衡量一下利害关系而作证，鉴定人也会为面子而坚持错误的观点，等等。有一些冒名顶替的案件，比如司机为领导的交通肇事行为顶包，弟弟为哥哥的伤害行为顶包，而一些犯罪集团的成员互相顶包，如果不仔细审查案件，轻信口供会放纵犯罪。
二是注重审查言词笔录，轻于复核重要人证。言词类笔录是死的证人证言，当庭的证人证言是活的笔录。以证言笔录为例，证言笔录并不完全等同于证人的证言，笔录可能失去了原来情感丰富的语言味道。首先，证人讲的是语言，而笔录不是录音，是用文字记录，变更了记录的形式，可能发生含义变化；其次，记录的侦查人员可能对方言土语不熟悉，侦查人员对证人证言进行“翻译”，改变含义；其三，侦查人员可能书写迹潦草，辩认困难，标点符号不规范，引起表达含义不准确。所以，法庭审判强调直接言词原则。办案中言词证据笔录只是一个审查的材料，重要证人的证言要进行复核，听他讲一讲。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如果“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
三是过份迷信专家证言、鉴定意见和实物证据。人类对于自己不懂、不能的东西习惯于服从权威。专家证言、鉴定意见也确实比较科学，有一定权威性；实物证据确实有一定的客观性、稳定性，往往表现一定的科学性，但我们决不能过于迷信。司法实践中，有一些人走极端，认为警犬更中性，机器比人更科学，却忽视了机器、仪器是由人操作的基本道理，造成冤案。

景县人民检察院 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