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1993年8月27日郑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4年6月23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6年10月31日郑州市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1月16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
修改〈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0年10月26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过2001年3月30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关
于修改〈郑州市城市供水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城市供水管理，促进城市供水事业发展，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用
水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市区（不含上街区，下同）内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和使用城市供水，
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是指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

　　第三条城市供水应当坚持为人民生活和生产服务、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的方针，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第四条鼓励和支持城市供水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引进和推广先进技术和设
备，促进城市供水事业现代化建设。

　　第五条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供水的统一调度，归口管理本市市区
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

　　市自来水公司是城市供水生产单位（以下简称城市供水单位），负责自来水的
生产、供应，管理城市供水设施，并根据本条例规定在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指导下，行使城市供水管理职能。

　　第二章供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第六条本条例所称城市供水设施包括为城市供水的地表水水源地、沉沙池、引
水渠、泵站、输配水管道、净水厂、水源井、配水厂及其附属设施等。

　　第七条城市供水应当在挖掘现有设备潜力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更新改造和新建
供水设施，提高综合供水能力和供水水质。

　　第八条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应当纳入城市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按
计划分步实施，配套建设。

　　第九条城市供水设施建设资金，除国家投资外，可以采用地方自筹、利用国内
外贷款等办法解决。

　　第十条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城市公共供水量的，建设单位应
当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的规定向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交付供水工程建
设投资，由其统一组织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

　　供水工程建设投资必须全额用于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从事城市供水设施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的单位，必须取得相应资质
证书，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禁止无资质证书或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承担城市供水工程设计、施工、工
程监理任务。

　　第十二条城市供水设施建设采用的管材、管件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质量技术标
准。

　　第十三条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将供水设施施工图、设
计文件报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
用。

　　第十四条城市供水设施的产权以用户注册水表为界划分。注册水表及注册水表
以上部分，属城市供水单位所有；注册水表以下部分及表井属使用单位所有。使用
单位不得损坏，不得擅自改动。

　　新建城市供水管道注册水表及注册水表以上部分，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
将产权及有关资料无偿移交城市供水单位，由城市供水单位统一管理、安排使用、
养护维修，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十五条需要在城市供水管道上接管供水或者改装、复装、迁移供水设施的，
必须经城市供水单位审查同意。

　　用户新装内部用水管道竣工后，必须进行冲刷消毒，经城市供水单位进行工程
质量、水质检验合格，方能联网供水。

　　未经批准，用户内部用水管道不得穿越城市道路。第十六条二次供水设施不得
与城市供水管道直接连通。安装二次供水设施，必须报经城市供水单位审查同意。


　　第十七条自备供水设施不得擅自与城市供水管道连通，确需连通的，必须经城
市供水单位审查同意。

　　自来水用户卫生设施和使用、生产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内部用水管道，应当
采用间接方式取用自来水，不得与城市供水管道直接连接。

　　第十八条城市供水设施由产权所有者负责维修养护，确保完好、安全运行。城
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检查。

　　城市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城市供水单位应及时抢修，在修复后二十四小时内恢
复正常供水。

　　第十九条城市供水单位对供水设施进行施工、维修、检查时，应采取安全和防
护措施，一般采用不停水作业。确需停水作业的，应提前二十四小时把停水的起止
时间通知用户。

　　因紧急抢修故障，可以先抢修再补办有关手续。

　　城市供水单位对供水设施进行施工、维修、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给予配
合，不得干扰、刁难。

　　第二十条在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地表和地下规定的安全保护距离
范围内，禁止修建建筑物、构筑物、堆放物料、植树和其他危害供水管道及其附属
设施安全的行为。在安全保护区附近施工作业，可能危及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
属设施安全的，建设单位应按城市供水单位的意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新建其他地下管线与已建成的供水管道并行或垂直交叉时，应符合城市规划和
有关设计规范。可能影响供水管道安全或者需要移动供水管道的，应征得城市供水
单位的同意，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或报废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按规定标准给予补
偿。

　　第二十一条严禁损坏、盗窃和擅自启闭、移动城市供水设施。

　　禁止在城市公共供水专用配电线路和设施上搭接其他用电线路。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供水设施的责任，对破坏、损坏城市供水设施的
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

　　第三章供水和用水

　　第二十二条工农业用水与城市生活用水发生矛盾时，应当优先保证城市生活用
水。

　　第二十三条城市供水由城市供水单位经营。有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其供水自
用有余的，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有偿调用，不得自行对外销售。

　　第二十四条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达到的地区，除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划的应急用
水需要和其他特殊需要外，禁止凿井取用地下水。在城市公共供水能够满足供应的
情况下，正在取用地下水的水井，由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提高水资源
费征收额度，逐步减少许可取水量，直至完全停用。

　　第二十五条新增自来水用户和需要更名、过户、销户或者改变用水性质的，应
当向城市供水单位申请办理有关手续。

　　自来水用户增加用水量需改建其供水设施的，必须向城市供水单位提出申请，
并提供近、远期用水规划及有关资料。

　　未经城市供水单位同意，自来水用户不得对外转让供水。

　　第二十六条城市公共供水用户中止用水的，应告知城市供水单位，结清所欠水
费。中止用水后需要恢复用水的，应到城市供水单位办理复装手续。

　　第二十七条城市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水质检测规范，做好水质检测工
作。保证供水水质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卫生防疫机构应当定期对供水水质进行检测。

　　自来水用户使用的二次供水设施，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对水质不符合饮用水
卫生标准的，卫生防疫机构应责令其限期清洗消毒。城市供水单位应为用户提供清
洗消毒服务。

　　第二十八条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保证供水管网达到经济合理的压力，压力合格率
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禁止在城市供水管网上直接装泵抽水。

　　第二十九条所有城市用水必须安装水表计量用水。不同性质的用水应当分别安
表计量。严禁盗用城市公共供水。

　　居民生活用水应当按户计量收费。新建住宅应当安装分户水表计量；现有住宅
未装分户水表的，应当逐步安装改造，抄表到户。

　　第三十条基建、绿化、环卫、市政等非生活用水，应当尽量少用或不用自来水。
凡使用自来水的，必须装表计量并交纳水费。

　　第三十一条城市供水单位应当按月抄表，并按水表行度向用户计收水费；用户
应当按规定的时间、方式交纳水费。

　　生产、生活等混合用水的，按其中的最高水价计收水费。

　　第三十二条因水表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抄表计量的，按前三个月平
均用水量计收水费。

　　由于用户的责任造成无法抄表计量的，城市供水单位抄表人员应书面告知用户
复抄时间，抄表时间应方便用户，用户应当配合。

　　第三十三条城市用户水表必须由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按规定进行周期检定，水
表快慢误差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三。

　　城市供水用户对注册水表准确度有异议的，经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快慢
误差率不超过允许误差率的，检验费用由用户支付；超过允许误差率的，检验费用
由城市供水单位支付，并退还用户差额水费。

　　第三十四条城市无表消火检由消防单位专用，城市供水单位负责维修，非火警、
消防演习不得动用。安装、维修费和演习、灭火用水费用按市人民政府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自来水价格应当按制水成本、用水性质分类定价。

　　城市自来水价格，应当根据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生产经营用水合理计价的
原则，由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市物价部门核定，报上级有关部门
批准。

　　自来水价格调整，应当依法举行听证会。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单位责令改正，
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擅自在城市公共供水管
道上接管用水的，处以一千元罚款；（二）盗用、擅自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处以
非法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三）擅自将自备水管道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连通的，处以四千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罚款；（四）生产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
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五）在城市供
水管网上直接装泵抽水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六）擅自拆除、改
装、迁移或损坏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七）擅
自安装二次供水设施或二次供水设施与城市公共供水管道直接连接的，处以五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八）二次供水设施未按市人民政府规定时间蓄水的，处以
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九）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施工作业、堆放物料等
危害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安全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十）擅自启闭
城市公共供水阀门的，处以二百元罚款；（十一）擅自在城市公共供水专用配电线
路上搭接其他用电线路的，处以三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一）至（七）项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城市供水单位报经市
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决定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

　　未按规定缴纳水费的，由城市供水单位责令补交，并可按应缴水费每日加收千
分之三的滞纳金。

　　第三十七条城市供水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市城市供水行
政主管部门应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
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擅
自停水或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二）未按照
规定检修公共供水设施或者在公共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时抢修的，处以三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三）压力合格率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或出厂水质不符合
国家规定标准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四）城市公共供水设施故障
修复后，未按规定恢复供水的，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一）、（二）、（三）、（四）项行为之一，给他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
擅自对外供水的，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二）无资质证书或超越资
质证书规定的范围从事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的，处以五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三）未按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
施工、工程监理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城市供水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条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法治

高军


　　[摘要] 纳税是对人民财产权的限制，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进行，在宪法和税收基本法上表现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税务机关依法稽征等原则。我国税收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未得到严格的遵守，表现为授权立法规范性差，无论是新税的开征还是税率的变动事实上均由行政权决定，税收征收过程中计划征收模式及一些地方政府滥用税收优惠措施等等，必须予以纠正。
[关键词] 税收 纳税 税收法定 税收法律主义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虽然人民的纳税义务是为增进公共利益之必要，而对人民自由与财产所进行的限制， 但是国家没有法律的依据，不得限制人民基本权利或设定负担，政府征税必须严格依据法律上的规定进行。所谓宪法上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首先就是私有财产不受来自于政府的非法税、非法费的侵犯。因为只有政府的征收才可能对私人财产权构成不可抵御的威胁。与公民人身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相对应的是公民财产权保障的税收法定原则，郑玉波先生将其视为现代法治的两大枢纽。宪法明定人民依据法律纳税义务，以保障人民的权利，避免不当课税的侵害，依据宪法人民享有依法纳税权，对于无法律依据的征税，人民有权拒绝。
　　一、税收法定原则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
　　税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征税必须取得人民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　　“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的同意，绝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如果政府征税未经或者无需经过财产主体的同意，等于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处分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征收，与强盗拦路抢劫无异。
　　纳税人征税同意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税的课赋和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根据进行，没有法律的依据，国家就不能课赋和征收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交纳税款。 而征税所依据的法律必须是国会所通过的法律，“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他人”，“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 “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征税的权力，而不是限于表示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 因此，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法定原则，它源自于民主原则与法安定性的要求，是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至关重要。在历史上，税收法定原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保护国民，防止掌握行政权的国王任意课税为目的，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它的机能在于使国民的经济生活具有法的稳定性和预测可能性。
　　当前，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了规定。例如，日本宪法规定：“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规定，必须有法律或法律规定之条件作依据。”埃及宪法规定：“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设置、修改或取消公共税捐；除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外，任何人均不得免交税捐；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可责成人们交纳其他形式的赋税。”卢森堡宪法第99条规定：“非根据法律，不得规定任何由国家征收的税收。”厄瓜多尔宪法第115条规定：“法律规定税收，确定征收范围、税率和纳税人的权利保障。国家不强行征收法律未规定的税目。”西班牙宪法第133条第1款规定：“规定税赋之原始权利为国家所专有，通过法律行使之。”韩国宪法（1987年）第59条规定：“税收的种类和税率，由法律规定。”秘鲁宪法（1979年）第139条规定：“捐税的设立、修改或取消，免税和其他税收方面的好处的给予只能根据专门法律进行。”等等。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
　　税收是依据国家法律将国民经济上所产生财富的一部分，强制移归于国家的一种手段。由于税收涉及对公民基本权的限制，在法治主义之下，为保障国民的自由与权利，税收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必须由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决定。原因在于：首先，在组织方面，议会与行政权相比，处于与人民更接近、更密切的位置，议会也因而被认为比政府具有更强烈、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其次，在程序方面，议会议事遵守公开、直接、言辞辩论与多数决原则，这些议会原则不仅可使议会的少数党与利益被涉及的社会大众得以有机会影响议会决定的作成，也可以凸显重要争点，确保分歧、冲突的不同利益获得适当的平衡，其繁琐的议事程序也有助于所作成决定之实质正确性的提升。与其相比，行政决定程序因其讲究或兼顾效率与机动的特性，而较难达到相同的效果。 法律保留原则体现在租税法中，乃有租税法律主义的倡行。 租税法律主义的意义，为租税的赋课与征收，必须根据法律，即课税实体的内容，包括租税债务人、课税对象、税率、课税标准等事项，及课税程序的内容，包括租税的申报、查核、征缴等各项课征程序，均须依据法律的规定，以示国家对国民的课税，系经立法机关的慎重审议，非行政机关的独断专行。
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北野弘久认为包含赋税要件法定主义和税务合法性两方面， 金子宏则将其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程序保障等四个方面， 我国学者张守文则归结为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依法稽征原则三方面。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见解。
1.课税要素法定主义。它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它的含义是因税收的作用客观上导致对国民财产权的侵害，所以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赋及征收的程序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点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法律与行政立法的关系问题。“依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要求，凡无法律的根据而仅以政令或省令确定新的课税要素当然是无效的（法律保留原则）。另外，违反法律规定的政令或省令等显然也是无效的（法律优位原则）”。
　　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其中“法律”的理解。在我国台湾地区，主要存在着形式意义法律说与实质意义法律说两种学说。（1）形式意义法律说，是指作为课税依据的“法律”，须为“宪法”第170条规定的，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德国学者Tipke亦主张税收法律主义所称的法律，仅限于制定法、形式意义的法律，而不包括习惯法在内。 （2）实质意义法律说，是指作为课税依据的法律，不限于“宪法”第170条规定的，经“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法律，此外还包括法规命令、行政规则、法院判决、习惯法等。 目前学者以采实质意义法律说为多数，但学者同时主张，课税要件的重要特征，例如课税主体、课税客体、课税标准及税率，必须由形式意义的法律予以规范，不得授权行政机关以法规命令定之。
　　（1）授权立法的限制。由于立法工作负荷过重，以及立法机关对于行政事务技术上问题的陌生，立法机关往往必须授权行政机关制定行政命令以具体化法律的内容。但是，“如果在授权法中没有规定任何标准制约委任立法，行政机关等于拿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在授权的领域里任意制造法律。” 因此，对授权立法必须予以限制。如坚持课税要件采国会保留之立场，自无授权是否明确之问题；反之，倘肯定课税要件为相对法律保留事项，立法机关就课税要件部分得授权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为补充，惟此仍不应影响课税要件对纳税人之可预见性与可计算性，因此衍生有授权明确性之问题。授权明确性原则即在要求立法授权，其不得为概括空白之授权，而应为具体明确之授权，亦即“有限度、特定之授权”。 “就税收立法而言，应认为有关课税要素及税收的课赋和征收的规定委任于政令或省令虽然可以允许的，但由于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宗旨出发，只能限于对其具体和个别的委任，应认为，一般的、空白的委任（即无限制的委任）则是绝不允许的。问题在于具体、个别的委任与一般、空白的委任之间区别的标准，为了能称之为具体的、个别的委任，必须在委任的法律本身明确委任的目的、内容和委任程度。故此，凡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委任规定，则按一般的、空白的委任论处即无效，所以，以此为基础的政令与省令的规定也当然无效。” 《德国所得税法》第51条于此堪为典范，它明确规定了联邦议会允许联邦政府委任立法的事项，其内容之详尽、条款之缜密，几乎无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余。
　　（2）税收通告的效力。在税法领域，由于受税收法律主义的支配，课税要件的全部，原则上均应以法律规定，授权命令规定的事项，仅限于不抵触上述原则的范围。但由于税法规范的对象的经济活动，极为错综复杂多样且激烈变化，因此，欲以法律的形式完全的加以把握规定，实际上有其困难，而有必要就其具体的决定委由命令规定，并配合情事变更以机动修废其规定，因此在税法上，课税上基本的重要事项，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而就其具体的、细目的事项则以法律授权委由行政命令规定的情形不少，在日本被称为税收通告，在德国被称为法规命令，在台湾地区一般被称为解释函令。
　　金子宏指出，所谓通告，是上级行政机关就法令的解释及实施方针，对下级行政机关颁布的命令或指令，在行政组织内部具有约束力，但它不是对国民具有约束力的法规，法院也不受它的拘束，故通告不是税法的渊源。但是，现实中通告与法的渊源事实上具有同样作用，为确保税收法规的统一执行，通告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通告，由各税务署依自行判断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税务行政将陷入严重的混乱之中。不过，通告内容决不能与法令相抵触，不得依据通告对纳税人课以法令规定以外的纳税义务，同时也不得在无法令根据的情况下仅依通告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 葛克昌指出，税法解释函令一方面可藉此统一行政机关内部法律见解，减轻税务人员及税务代理人于适用法令疑义之负担，进而提高税捐法规之安定性，并使行政机关行为具有可预测性，另一方面也影响到人民对税法法规之信赖基础，而人民虽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但实际上所适用之税法，却是透过解释函令这面镜子所反射出来的形象。 解释函令是“解释法规”的行政规则，因此要在税法的“法律补充禁止”（即类推适用禁止原则）的要求下，解释函令若逾越法律（规）文义范围，而为法律补充（尤其是不利于人民的法律补充），原则是应被禁止。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通过一系列“大法官会议解释”对解释函令进行限制。 在德国，对于法规性命令，《基本法》第八十条明确要求：(1)必须有法律的授权，(2)在授权中必须充分规定授权之内容、目的及范围， (3)法规性命令必须标明其制定的法律依据，(4)必须在联邦法规公报中（Bundesgesetzblatt oder Bundesanzeiger）公布。德国学者Tipke/Lang认为，法规命令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具有该四个要件，如果法规命令违背上述四个前提要件，则不生效力。
　　2.课税要素明确主义。税收必须是确定的，“税率应当固定。每一个公民应当确实知道，他应当协助支持社会到什么程度。任意征税是压迫和营私舞弊的根源，它给偏私、妒忌、报复、贪婪及其他私欲提供了自由活动的场所”。 亚当•斯密指出，“完纳的日期、方式和数额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人了解得十分清楚。否则，每个纳税人就会或多或少地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乘机向任何讨厌的纳税者加重赋税，或者以加重赋税为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的不确定会纵容专横与腐化，即使那些税吏原本不是专横和腐化的人。”他还认为，“根据一切国家的经验看，赋税如果不平等，其对纳税者的危害尚小，而赋税一旦不确定，则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
　　征收租税属干预人民财产的干预行政，其所依据的法律所规定的租税构成要件必须尽可能明确，以使纳税义务人有明白确定认识的可能。由于纳税义务人对课税事务几乎是门外汉，课税要件又常常使用抽象的概念，这种概念须另予解释，而税法解释与事实认定，又强调经济意义及实质课税，再加上间接证据的推估核定，与脱法避税的防杜，遂导致宪法明确性要求在税法法律中不断流失。德国学者H-J.Paper教授评价德国法制，认为宪法的规范与现实之间割裂，从未像宪法明确性要求与税法之适用间如此严重。
课税要件明确性原则为税收法律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至少包括下列含义：（1）课税要件化：即对于课税之法律概念特征予以要件化；（2）课税要件明确性：即当课税之法律概念要件化之后，进一步要求其应具有足够之明确性，以资遵循，除此以外，在税法中，亦要求法律效果臻于明确。 即基于依法行政、法明确性的要求，征税机关不仅应遵守法律的规定，对于设定租税义务的法律规定，其内容、对象、目的、范围，亦应充分明确，使纳税人得以预见并评估其租税负担，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基此，稽征机关与法院不得比附援引类似事件之规定，以加重或设定人民之租税负担。
　　课税要素明确主义主要涉及税法立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运用问题。学者认为，由于立法者必须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制定法律，似已成为目前无法避免之难题，亦是实证法上先天之不足。 然而，考虑到法在执行之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税负，使用不确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使用这些不确定概念的条件是，这些法律概念的含义可以根据法律里的其他规定予以明确，从而整体上达到“具有法律明确性的要求”。如果达不到这一要求，那么这样的规定就属于所谓的空白文句，并因违反税法关于法律明确性的要求而属无效规定。
　　3.税务机关依法稽征原则
　　（1）课税合法、正当原则。税收债务在满足税收规定的构成要件时成立，税收稽征机关应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予以征收。税收征纳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应纳税额的确定，税款缴纳到纳税检查都必须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定程序，税收稽征机关无权变动法定征收程序，无权擅自决定开征、停征、减免、退补税收。这就是课税合法正当原则。包括课税有法律依椐、课税须在法定的权限内、课税程序合法等内容。
　　（2）类推禁止。基于依法行政、法明确性的要求，征税机关不仅应遵守法律的规定，对于设定租税义务的法律规定，其内容、对象、目的、范围，亦应充分明确，使纳税人得以预见并评估其租税负担，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基此，稽征机关与法院不得比附援引类似事件之规定，以加重或设定人民之租税负担。
　　（3）纳税人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是指人民因相信既存之法秩序，而安排其生活或处置其财产，则不能因嗣后法规之制定或修正，而使其遭受不能预见之损害，用以保护人民既得权益。 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础在于基于法治国原则，法律预见性乃系受规范者理性行动与自我负责行为之前提，故法律规定本身应明白确定，使受规范者可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而其生活安排与资源分配，而后才有长期规划之可能。纳税义务是从各种的私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义务，因此，对于何种行为或事实，将伴随何种纳税义务，如无法事前明了时，则国民将有遭受不测损害之虞。由于税收在今天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人们如果不考虑其税法上的或因税法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则任何重要的经济决策均无法作出。因此，纳税人对于其有利之法律、判例、解释函令所产生信赖，国家应加以保障。
　　①税法禁止溯及既往。对已终结的事件，原则上不得嗣后制定或适用新法，以改变原有的法律评价或法律效果，即所谓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对溯及力税法的限制，其根据为法律安定原则。法律安定原则有时不免违反实质之正确性，但确为法治国家之干涉行政所应恪守之原则。对纳税义务人而言，法律安定原则首在于保护人民之信赖。税法必须具备一定之可信度，使人民可以预见其行为之法律效果，从而安排自我负责之生活方式。因此税法原则上仅能适用于公布后成立或完成之事实。
　　②税收行政机关行为禁反言原则。如果形式上贯彻合法性原则，税收行政机关一旦作了税收法规的解释和课税要素事实认定后，当发现其中有错误时，不论对纳税义务人是否有利，都应该改为正确的解释和正确的事实认定。但是，即使是错误的解释和认定，纳税义务人方面也会对它形成信赖，所以由于事后对它的改正有利时会造成辜负纳税义务人的信赖。 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娼妓系属不正当营业，原在取缔之列，不予课征所得税”（直接税处26.4.21第203号训令），既经税收稽征机关发布解释令函加以解释，而历经数十年由税收稽征机关加以实施，而在相对人之人民方面，也无异议地加以接受，并认为是正确的解释，而具有法的确信时，即产生一种习惯法的行政先例法。纵然此项娼妓所得不课税的惯例，并不符合所得税法的规定意旨，但因其已产生行政先例法，故仅能经由法律加以修正，而不适合仅变更解释令函来达成相同的目的。
　　③有利于纳税人的习惯法成为行政先例法。税法是限制人民财产权的规范，依据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只有形式意义的法律才能作为课税的根据，因此，创设或加重人民税收负担，即对纳税人不利的习惯法，无成立余地。然而对于纳税人有利的习惯法，可否加以承认，不无争议。有认为税收立法应严格地受国会法律的拘束，而税收习惯法则不符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但多数学者认为承认对纳税人有利的习惯法，并不违反税收法律主义。因此，减轻或免除纳税义务或缓和稽征程序要件的处理，已由税务稽征机关一般性的反复继续进行，形成行政先例，对于此项行政先例，在纳税人间已一般性的确信为法（法的确信）时，则可承认该具有习惯法地位的行政先例法存在，税收稽征机关也应受其拘束。此种习惯法具有修正或变更现行法的效力，因此，如要变更其处理，必须修正法律。例如某种物品，并不列入货物税的课税对象，历经多年，不仅为税收稽征机关方面所承认，且在人民这一方面也信赖不课税而为行动的情形，在同一税收法律底下，骤然变更解释，将该物品纳入课税对象处理，并非妥当的措施。倘若要和以往的处理进行不同的处理时，则应修正税法规定，并阐明其意旨。在此意义下，历经多年的先例或处理，即可认为具有一种行政先例法的意义。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院”1959年判字第55号判决：“行政先例原为行政法法源之　　一，如非与当时有效之成文法明文有背，自得据为行政措施之依据”。日本著名税法学者金子宏教授认为：通告明示的税收法规的解释，经过长时间继续有效时，存在着能否承认行政先例法。如从税收法律主义的宗旨考虑，对纳税人不利的行政先例法，即对纳税人课以新的纳税义务，或加重纳税人纳税义务的行政先例法是没有承认余地的，但是，对纳税人有利的行政先例法，即以免除或减轻纳税义务人纳税义务为内容的行政先例法，则有承认的余地。
　　三、税收法定原则与当代中国的税收实践
当代中国税收立法与税务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未得到严格的遵守，已经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
　　1、目前在我国，全国人大制定的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税收征管法》一部。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则有30余件，决定了17个税种的开征和6个税种的停征。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涉税部门规章约120余件，其他规范性涉税文件1100余件。至于省以及省以下税务机关制定的有关涉税规范性文件则更是多如牛毛。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税收法规体系结构的特点是：立法层次低、分散零乱、条块分割、错综复杂、极不严肃。
事实上，在我国，是否征税、征什么税、以及税率的变动均由行政权决定。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虽然由全国人大制定，但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中一些核心的内容，却授权行政机关决定。 因此，纳税人在《个人所得税法》上所体现的税收立法权其实是不完整的。事实上，近年来在我国，利息税、股票交易印花税、燃油税等税的开征，无不由行政部门发动。而税收要素中的核心要素——税率的调整，亦由行政部门单方面决定。例如，2007年5月30日深夜，财政部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同年7月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以及调整资源税税率，两者上调的幅度均在1倍以上。
　　税收立法尚未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外收费混乱的状况则可想而知。在我国，真正对公民影响大的是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收费往往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主要通过行政机关自我授权式的行政审批方式进行，这种行政权的自我扩张基本不受立法权的约束，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严重。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缺乏足够约束的情况下，会产生乱收费的强烈冲动，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整顿乱收费，并力图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但直到今天预算外的收费项目仍大量存在。特别是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收费的冲动明显。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七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0.5%，但是非税收入实现5207亿元，同比大增26%以上。
　　2、《立法法》第10条对授权明确性要求的限制性规定却未能得到好的遵守。我国税收立法领域授权立法之所以能独揽风骚，其根源在于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该决定内容如下：“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国务院发布试行的以上税收条例，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国企业。”可以看出，该授权目的和范围过于宽泛，不符合授权明确性的要求，属于典型的空白授权条款。事实上，该空白授权条款迄今已达二十五年，是国务院税收行政立法的基础。
　　至于《立法法》第10条中明文禁止的转授权问题，在现实中，授权立法的转授权现象极为普遍，行政机关成了规定税收要素的主体，这种状况无疑是与现代税收的宪政原则相悖的。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印花税立法事项委托给了国务院，国务院于1988年制定了《印花税暂行条例》，但该条例内容过于简略，只有区区的十六条。在第15条中规定该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施行细则由财政部制定”，事实上将“税收法定”原则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印花税税率的决定权转授权给了财政部。事实上，对于《印花税暂行条例》来说，自1988年实施以来，这个条款疏漏、缺陷甚为明显的条例迄今已“暂行”了近21年。《立法法》第11条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21年的“暂行”实践，制定法律的条件还尚不成熟，似乎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信服。此外，对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而言，2008年集中对进行了修订，从1993年诞生至修订时已“暂行”了15年，但此次修订却仍是由国务院主持并还是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公布，人大在税收立法上的惰怠，实是令人不解。
　　3、税收实践中，税收法定原则执行的状况更为堪忧。首先，各级政府给税务部门下达“税收任务”本身违反了税收法定原则，导致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例如经济税源丰厚的地区，只以完成税收计划为工作目标，人为地留税不征，而经济税源较为贫乏，完成税收任务难度大的地区，税务部门却征收“过头税”，这种现象的存在损害了税法的严肃性。而税收人员的“税收竞争”，更使纳税人处于“有罪推定”的位置，在征税过程中，税务乱征人员往往取之尽锱镞，忽略了纳税人生存保障。其次，在税收优惠措施方面，目前优惠政策非常复杂、随意，对企业的优惠不一，乱、多、碎，并且在执行中走样。各地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必须千方百计招商引资，因为引进外资的多少是衡量其政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于是就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导致了优惠政策的混乱和随意。此外，地方政府过多的介入经济，与企业的利益缠绕在一起，经常利用税收优惠手段为企业服务。例如，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南京、西安、重庆、杭州、上海、石家庄等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拯救楼市的各种政策，其内容包括免除购房契税，甚至财政上给予购房者补贴，这种政府救市行为显然违背了市场中立原则，有失公平正义。
结语：
　　当代中国，传统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性宏大叙事话语，已让位于“民主”、“法治”、“人权”等合法性论证方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条款的入宪正是顺应了这一潮流，表明党和政府已开始认识到必须为执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新的论证。事实上，人类历史经验表明，税收法定原则的诞生是人类步入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近代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均是由反抗不合理的税收而起，革命中所诞生的法律文件均确立了税收法治的思想，“历史表明，税收法律主义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定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 “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 因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上确立并在实践中切实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特别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征收物业税的呼声高涨，除物业税以外，政府财税部门还一直在等待时机给水资源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环境税、赠与税等颁发出生证。笔者认为：近年来，中国纳税人纳税痛苦指数已连年居于国际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开征新税是否有伤及税源以致竭泽而渔之嫌姑且不论，为避免税收合法性资源的流失，如果开征新税，至少在程序上应由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进行。


[参考文献]
陈敏：《宪法之租税概念及其课征限制》，政大法学评论第24期，第40页；黄俊杰：《宪法税概念与税条款》，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1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矍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89页。
[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英]洛克：《政府论》(下)，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8页。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6页。